文博名家傅大卣先生精于金石传拓，曾制汉二十四字砖拓本，遍请当时名家题跋，一时群贤着笔，竟至四十余家。其中有启功先生1973年春分所题七绝：“俨然一块大封泥，如此方砖至足奇。拓妙已超潍水上，题多欲使华山卑。”“字删点画违洨长，韵叶阳先异陆词。于此会通为学事，要增常识破常规。”小字精雅，诗书皆用心之作。

　　多数资料均说该诗收入《启功丛稿》，不确，该书收录的是另一首题砖的《南乡子》词。章正先生《启功先生金石碑帖纪事》注明“见《三语集外集》，题曰‘题汉砖拓本’”，亦未细审。《集外集》是《启功全集》第七卷，录此诗题为“跋汉砖拓本”，且末句错录为“要增常识破常识”，错一字，不押韵。这是该诗唯一的著录，却遗憾有错字，实属不该。这两首诗很值得重视，从中可见启功先生的金石学术观。

　　汉二十四字砖体式较大，属汉代文字砖名品，因是压模所制，启功先生将之巧喻为封泥，但封泥是印章钤于紫泥而成，一般不过方寸大小，岂有大砖那般巨型？这就体现了赞叹的口吻。这种妙语在启功诗中并不鲜见，如《南乡子》词云：“八句甚堂皇，所望奇奢不可当。试问何人为此语，疯狂。即或相思那得长。拓片贴南墙，斗室平添半面妆。忽听儿童拍手叫，方窗。果似疏帘透日光。”因砖铭吉语是“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所以他先幽默地与古人开玩笑，说吉语难以实现；又因为砖呈正方形，且铭文书法为缪篆体，以平直的横向笔画为主，并装饰若干方格，看上去像竹帘窗，所以有“方窗”的妙喻。

　　此绝句起笔以古物喻古物，出手不凡。后面既称赞傅先生拓工超过金石家陈介祺（潍坊人），又赞这拓本比过去以题跋众多而名重的《华山碑》还要精彩。《集外集》有作者题下自注：“傅大卣兄拓古金石得潍县陈氏之法，手拓汉二十四字吉语砖征题，题者极多，不减三本华山碑。吉语用韵，昌年通押。”前半句可作第一首的注解，而用韵的问题则体现在第二首。

　　第二首先说砖文缪篆体的笔画存在增减，这就违背了许慎《说文解字》的规范（许慎曾任洨长）。又说此砖铭文押韵，却是“阳”“先”韵通押。此砖文韵字“昌”“堂”“阳”“忘”本就都是韵书中“阳”部的字；“兄”字的上古音，依据王力先生的研究，也属于“阳”部。只有“年”字从来与“阳”部发音无涉。

　　隋朝陆法言的《切韵》是唐宋韵书始祖，但只反映当时语音情况，且是针对南北语音差异，靠着“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原则编纂而成。人们一般将以《切韵》音系为基础语音编写的韵书称为“古韵”，但它们却未必能科学反映古韵的实际，以及更早的“古韵”情况。诗中提到陆法言，是以之借代中古时期以来的韵书，它们往往是人们音韵学常识的来源，而“常识”在治学中固然重要，用不好却也会束缚人的思考。

　　所以启功先生认为，从这块砖的字形和押韵都不“规范”，都违背“常识”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给治学一个重大启示，就是随着见识增长，要善于增加“常识”，拓宽认知，打破常规藩篱。因为我们掌握的常识的规定，也许仅是前人或我们自己下了一个“定则定矣”的所谓规范，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很多，不能用已知去限定未知或否定新知。

　　启功先生的这种见识，不但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针对性，而且对一切治学都颇具启发意义。就金石学而言，因其主要研究古代金石器物及有关文献，学者一般将之划入史学范畴，以考据为主要内容。而与考据的金石学同样重要的，应有义理的金石学。缺乏义理升华的史学及金石学是呆板而单薄的。以上启功先生诗的第二首，尤其是一首富有义理的金石诗，体现了他融通开放的学术思想。

　　金石文献经过历代积累，质量可观，自树门类，金石诗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研究的丰富宝藏。但诗之体裁往往适合抒发感怀，内容较虚，这导致很多金石诗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能以见识取胜、在义理上给人启发的，尤其值得研析赏读。启功先生的题砖诗就是辞章、义理兼美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