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北京，有用钟声撞开新年之门的悠久历史。

　　悬挂在中轴线上钟鼓楼的铜钟，重63吨，是大明永乐年间制造的。上世纪90年代初，古老的钟声又回到首都：每年元旦、春节，节日的仪式感就是吉祥欢乐的钟声。

　　不管是在西山的戒台寺、潭柘寺、八大处，还是在城内的钟鼓楼，每到辞旧迎新的节点，都有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不畏寒冷，要在新年亲自撞撞自己的幸运钟，并在撞钟的同时默念自己的新年心愿。在电视新闻里看见站在钟鼓楼或高山顶上喜笑颜开、呵气撞钟的青年，我看在眼里，心中喜悦。一贯懒散的我，年轻时也没跑到深山老林去撞钟；只有一年的元旦，在自家院子里聆听钟鼓楼传来的钟声，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家人在屋子里吃完饺子，等待电视晚会倒计时，我披衣出门，但见明月高悬，在月光下侧耳谛听，听见了从钟鼓楼方向传来的新年钟声。若不是亲耳谛听，我不会知道，钟声的传播像潮汐，每一声钟响，都似波浪涌动在天空，由远到近、以弯曲的姿态推进，再漫过人身，是此起彼伏的声波。故都的元旦，是以古老的仪式，在汹涌澎湃的涌浪中开启的。

　　钟声退去，天空还有节日的灯火照亮，我回到屋子，静坐书房，开始自己一年的回顾和展望。

　　1983年，《羊城晚报》副刊推出“元旦版”，邀请孙犁撰稿。随笔《谈师》，是孙犁新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谈师》开头就说：“新年又到了。每到年关，我总是用两天时间，闭门思过：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错误？它的根源何在？影响如何？”这篇随笔透露的消息是，孙犁一生都在走自省修身、内在超越之路。平时，他以著名的“书衣文录”写随感，不少就是自省自责的当日记录；到了辞旧迎新的岁末，他还要来一场为时两天的闭门思过，主要检讨自己一年的过失。君子慎独，不欺暗室。《谈师》发表时，孙犁整整70岁。活到老，学到老，“吾日三省吾身”到老，改过自新到老。所以，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大家都看到了晚年孙犁的巨大成就，因为孙犁一生都在学习、修身，一生都在成长。

　　受前辈影响，我也选择岁末闭门思过，在日记最后一页列出一二三四，回放自己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但主要是肯定成绩，不愿再想细小的过错；过错已有过一次不愉快，我不愿再揭伤疤，重复不愉快。因为年轻，过错能自愈，不会再犯。这个时间段，上级机关也要求我们述职、写总结——对公的一面，我会认真总结，亲自书写，按时上交。作为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年终总结只涉及一年的工作，是365天的一个看得见的层面。另外，还有一个“我”，深层的“我”，就要深挖深思。

　　岁末静思，是回答时间提出的问题，正像希腊哲学家说的：“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时间流逝，一年时间只剩一条兔子的尾巴，年初制定的一些未完成的计划，诸多未实现的心愿和期望，只能待来年了。我不会忘记一位领导在述职时说的“坚持专业主义精神”，我第一责问自己的，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专业”是否有进步？年轻时，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谁没有在年初时制定一大堆宏伟的计划啊？比如我，有几年的年初就发誓要把英语学好，还打算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但到年末还是个“烂尾工程”；也曾应报刊之约写过“新年试笔”一类的文字，其目的和撞钟差不多，希望新年文运顺畅，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千多年前，我们部落族的祖先把这几个字刻在澡盆上，把沐浴当作改过自新的行为。这是东方文明在生活中的体现，是中国文化最早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以此类推，辞旧，犹如洗净过去的污垢；迎新，犹如刚刚沐浴，焕然一新，又是一个新我。在经验的时间里，人和事物，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改变的。不管过去的一年有多么艰难，生活中有多少不顺心的事，但它还是过去了；我们还有一个新年在等待，还有许多可能性。新年，是个盼头。

　　题图摄影：刘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