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中华法文化不仅是古代中国文明的象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法文化史镜鉴》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不仅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探究了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并认真总结中华法文化的优秀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价值。一是撷取法律传统的精髓，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二是坚定树立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三是德法共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四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学术一脉，不尽薪火传受。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张晋藩教授所兼具的“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关于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重塑中华法系两大学术贡献上”。一方面，张晋藩教授系统地分析与研究了中华法系的内部结构、内在规律、内部特征，并对中华法系的形成背景、主题内容、发展规律、基本特征、社会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阐发，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张晋藩教授不是简单地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关注民族复兴与中华法系重塑的关系。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中，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律传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萨维尼语），而所谓“民族的共同意识”，就是“民族精神”。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言，“法律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及产物”，“中华法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深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动力资源、坚韧的韧性性格，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一个基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一切特质，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法文化植根于社会，具有历代传承的因袭性。即，“中国法律文化首尾相衔、辗转相承、代有兴革，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显示了清晰的螺旋上升的轨迹。”诚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发展历史中，有着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统治烙印，其思想主要是为阶级统治及王权政治服务的。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治精神，奠定了法治精神的文化根基。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中华法文化深深地嵌入法律发展进程之中，“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并为世界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延绵久远的中华法文化传承中，深入发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不仅是“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更是中华法文化在当代的承继与复兴。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法律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首先，在延绵久远的中华政治与法制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铸造了体现独特的民族法律智慧与品格的博大精深的政治与法制文明系统，“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其次，现代法治植根于传统法律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是传统法律文化史的灵魂和精髓，是传承中华法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源泉。最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逻辑。

　　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交织着诸多矛盾冲突运动，催生着法律革命的形成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品格。在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史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民为邦本——这是一种法律文化，也是一种传统文化。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家制度建设，几乎都围绕着“民为邦本”这一理念制定的。重和谐，息争讼——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法治追求的目标。和谐不等于无争讼，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诉前、诉中调解息争，不仅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节约了司法资源。

　　重教化，轻刑责——传统法律文化所强调的“德主刑辅”，就是教化为先而刑焉其后。从“明德慎罚”“慎刑恤罚”，到“疑罪从无”“矜老恤幼”“慎重使用死刑”，社会主义法治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传统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亲民”的政治道德观、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的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等等。

　　重诚信，恶诈伪——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法以诚信为本，体现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德法互补互用、共同为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重理性思考，不受宗教干预——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统治者对宗教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在最大限度内不使其干预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传统法文化中制度的构建、法律生活的缔造、法律文化的延伸，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法文化支持。首先，法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其次，法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最后，深刻反思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机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推动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纵向传承，代有兴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中，许多国家的法律文化研究正在从意识形态、抽象理论的惯性轨道上转向本土化、现实化和国际化道路，其结果必然需要加强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反过来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也一定会促进当代法学研究的发展。五千余年的法文化史，篇章结构、规范内容、制度设计等，都因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其发展轨迹是由粗疏到细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研究传统的法文化，就要从纵向传承、代有兴革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华法文化史镜鉴》中，张晋藩教授并不是纯粹地书写法律文化史，而是立足现实，重理性思维，在传承、创新与借鉴中激活传统法文化的优秀部分并使之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上所强调的，在中华传统法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德法互补的治国要略，严以治官、宽以养民的施政方针，良法善治的法治追求，都是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的重要文化资源。就法文化价值而言，《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一部了解中华法文化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的佳作。其中，既融入了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又阐释了历代王朝的官吏管理、监察与廉政以及法制与司法的镜鉴，融历史性、趣味性和借鉴性为一体，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史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