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的一件事。在众多种类的书籍中，毛泽东对历史类书籍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再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是真正把读史、用史融合到征服历史风浪、参与历史创造、推进历史进程的伟大领导者。

　　“一篇读罢头飞雪”。那么，读史究竟对毛泽东的革命经历、领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的史观以及读史方法和经验对我们有何启示？本文拟从毛泽东如何学史用史入手，带领大家领略伟人的历史情结和史学风采。

　　读史

　　培养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读了6年“孔夫子”，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读的大多是“四书五经”，其中也有不少历史书籍。从现有资料看，《纲鉴易知录》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由此得到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

　　不过，真正让毛泽东对历史感兴趣的，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早年他有两年时间辍学在家务农，几乎读遍了当时乡间所能收集到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精忠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这些文学作品，为他打开了历史知识的大门，“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重要的是，这些历史文学读物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没有农民当主角……我发现他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这种认识，与毛泽东后来践行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16岁的时候，毛泽东走出韶山，到邻县湘乡的东山小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新民丛报》，开始了解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对梁启超，他一度十分崇拜。不仅如此，湘乡还是曾国藩的家乡。在此前后，青年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接受了被曾国藩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影响。

　　从湘乡来到长沙，特别是在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学习后，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大为长进。当时，曾为清末进士并任过知县的历史教员胡汝霖很看重毛泽东，特地把自己（一说是国文教员柳潜）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拿给他看。这部书是毛泽东回忆青少年时代读书生活时提到的唯一一部中国史籍。当时，受这部书的影响，毛泽东大胆调整了自己的求学方式：“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回忆：“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

　　在省立第一中学，毛泽东写下了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章，即关于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史论——《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被国文教员柳潜判了100分的文章中，毛泽东充分展现了独具一格的历史分析能力。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时，有一个老师叫袁仲谦，留着一脸大胡子，对毛泽东非常欣赏，给他推荐了许多历史书籍。像《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乃至本省的县志等，毛泽东都是在此期间读到的。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许多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特别推崇张良、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名人。在全面而系统的学习中，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史学基础，并且开始以史论今，针砭时弊。

　　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留在附小当主事。其间，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他比较系统地读了湖湘文化大家王夫之（人称“船山先生”）的书籍，如《读通鉴论》，在接受其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史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但亲笔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而且通过逄先知（彼时其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刊）保留的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的书目，可知毛泽东在外出视察时，仍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有学者指出，王夫之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线索：一是，王夫之—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二是，王夫之—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第一条主要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的思想，激发了毛泽东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条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别是以平治天下为目的的丰富的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

　　比如，杨昌济以为“学问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主张古史致于今用，青年“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这种主张学史必须有新识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如在对杨昌济著作的批注中，毛泽东十分肯定历史演进的意义，认为可以“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可以说，毛泽东历史思想中激进的革命倾向，是时已经形成。

　　再如近代湖湘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船山思想的拥趸，哪怕在军中指挥作战，仍然坚持读史不懈。他甚至认为读史是最重要的文化根基，读史有得，将促成学业的大发展，而名义上的“进学与否”则是不足牵记的。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习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其事业和学问深怀敬慕：“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我军起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受曾国藩《爱民歌》《解散歌》的启发。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学习历史，绝不是为了当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而是为了改造现实。对历史的研习，不但让毛泽东树立了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而且让他萌生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读史

　　助青年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每个人都是历史大潮的一朵浪花，毛泽东无疑是处在时代潮头的。1916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无意中看到同学有一本《新青年》杂志，于是借来翻阅。他在这本《新青年》上读到了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从此成为《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

　　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了北京。11月，北京大学举办演讲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会场，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青年毛泽东听后“十分兴奋，仿佛看到中国的希望”。他后来回忆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1919年4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住到由新民学会会员主持校务的修业小学，在高小部每周负责教6个小时的历史课，同时组织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各种实际斗争。

　　1920年，在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期间，他经常同李大钊、罗章龙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交换看法。通过罗章龙的“历史笔记”，可知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探讨：“必须建立新的历史观点，也就是建立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的观点，遵照新史观重写当代历史，批判古代历史，使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当时，毛泽东虽然积极组织同志赴法、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认为出国之前，需要“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同时他又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于是，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边研究中国革命史边实践斗争。据徐特立回忆，毛泽东“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毛泽东最终没有出国留学考察，他在国内长期的学习、研究和革命斗争的经历，使他得以更真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1920年对毛泽东来说是其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而最终接受了这个信仰。“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毛泽东不但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看作当时正在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甚至多年后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仍清晰地记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为让“智慧指导冲动”，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或许能少干点傻事蠢事。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是青年毛泽东已经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后来，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还专门邀请李达教授社会发展史。

　　金一南少将说过，“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这一时期，毛泽东正是基于对俄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习及斗争实践，最终坚定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并将其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史

　　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十分注重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肯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并指定中共早期理论家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为学员们的课外理论读物。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及时总结了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特征，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总结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并预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据与毛泽东一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谭震林说，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形成，“跟他通过实践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特点不断加深的认识，完全分不开”“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面对中国革命的低潮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思想，毛泽东基于对中国革命历史条件深入透彻的理解，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典著作，从理论上为困境中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

　　到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又开始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历史书籍。即使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全民族抗战的紧张时刻，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他读史的兴趣也丝毫不减。1937年1月，他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提出：“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39年春天，萧三还看到毛泽东在读《宋史通俗演义》，毛泽东对他说，用了40元，在西安买了好几种这样的旧历史小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用历史主义看”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中国抗战的前途和命运，撰写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经典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道：“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41年，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着重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提醒大家“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战争年代，毛泽东逐步建立起领导权威的关键，是他表现出引导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非凡的指挥才能。而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早年的历史学素养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热心研习。

　　从红军时期开始，每当转战一个新的地方，毛泽东都特别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查阅地方史志，作为决策的根据。这些习惯与做法，都为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尽管毛泽东也指示八路军部队借鉴一些古代战例，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列举一些著名战例如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不过，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开始打仗时，并没有读多少兵法书，更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来指挥，主要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事实上，毛泽东研读中国古代军史题材的著作，主要是基于战略态势和用人，为战略决策服务，正如其所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所以他说“袁绍之优柔寡断，不会用将”，难免导致事业的挫败。

　　其实，毛泽东在推动历史进程的每一步中，都没有忘记从历史经验的宝库中寻求把握方向和调整步伐的认识基础。1944年3月起，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连载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推翻明朝300周年而写的。刊出后，迅速受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专门致信郭沫若，表达了“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的心情。信中还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把学习历史广泛应用到管党治党上，并把社会发展史纳入干部必修课之中。延安大学重建时，毛泽东还专门对校长周扬说，要开一门包括社会发展史在内的大课。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发展史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门课，也是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修课。

　　不仅如此，毛泽东特别看重干部学习党史。如从1941年9月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部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在紧张而艰苦的抗战岁月，毛泽东为何要抽出那么大精力来推动广大党员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呢？原因就是通过“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战争年代，毛泽东注重研习历史同注重调查研究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准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观点，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并最终确保中国革命走出挫败，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用史

　　助毛泽东探索治党治国方略

　　1949年后，新中国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虽然党务、政务繁忙，但毛泽东读史的爱好一如既往。他个人藏书就达8万多册。除大量阅读自己收藏的书籍外，他还走到哪儿借到哪儿、读到哪儿。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其中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相关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76年，他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资治通鉴》更是读过17遍之多。此外，野史、地方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以及明清笔记小说等，他也都十分爱读。毛泽东说过，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

　　除了偏爱读史，毛泽东多次有写史的想法。早在延安时期，他在给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说过，“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95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等，都要写进去。

　　不过，历史没有给予毛泽东成为历史学家的时间和机会。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对历史的深厚情怀，不仅使毛泽东本人一直对读史的兴趣有增无减，也使他对全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家人屡屡提出“学点历史”的希望和要求。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并把学史作为培训干部的工作方法之一。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讲道：“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热衷学史、用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批注中特别强调“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为何对其情有独钟？因为在韦睿的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向大家推荐有借鉴意义的历史论著。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要来《蜀本纪》《华阳国志》《四川省志》以及《灌县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地方史志研读。其间，他还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与会人员，目的就是要领导干部熟悉地方情况。

　　同年到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在火车上读到《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闲谈中，他对同行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人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多次提到郭嘉，原因正如他所说：“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毛泽东认为，做领导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成败关键在于抓住要害，当机立断。

　　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觉得不少干部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付酬、等价交换，于是说：“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最称赞刘邦的善用、善纳。他在读史书时对刘邦和项羽的批注：一个政治家，一个非政治家，大抵区别主要在这里。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其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1965年，毛泽东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认为值得一读，又亲手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阅。”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两人均敢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故毛泽东对他们赞赏有加。

　　1967年，毛泽东专门向大家推荐《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也经常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向巴西客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专门说道：“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同年7月在会见外宾时又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

　　毛泽东每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转折关头，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由此来统一全党乃至全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认识。1957年3月，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学政治课要教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还要讲。”根据这一精神，1963至1964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套课本，其中之一即《社会发展简史》。据记载，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社会发展史”教育效果很好，增强了中学生“辨明是非”，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和世界形势”的能力。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历史的情况也很关心、重视。1958年4月，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并说明了阅读该传的具体方法。1959年5月，他指点秘书林克读《后汉书》。1964年，他勉励保健护士吴旭君读历史书，并说：“先读现代史，然后读古代史、近代史，再读世界史。”1975年患眼病期间，由于看书困难，毛泽东只好让秘书张玉凤念给他听，并两次向她推荐《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等书。

　　毛泽东对家人读史同样严格要求，谆谆教导。1947年9月，他给正在农村接受锻炼的毛岸英写信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他想以此使毛岸英加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毛岸青的爱人邵华，有一次很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这门课考试成绩很好。毛泽东便让她讲讲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教科书的内容一一作了回答。但毛泽东却说：这是死记硬背，只能算知道点历史的皮毛；学历史得融会贯通，得很好地理解才行。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说清楚，才算学懂了。在和子女、亲属团聚、谈话时，毛泽东经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用好历史。女儿李讷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多少受到了父亲毛泽东的影响。

　　晚年的毛泽东虽重病缠身，并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读书。在他的卧室，到处是书，连床都被书占去一半。据记载,1975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两次重读《晋书》；还看过《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等杂志，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1976年年初，他读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8月26日，他再次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他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此时离他逝世仅有24天。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而读史、用史不仅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它还成就了毛泽东，也改变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