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与变迁，虽然不是任何人、事都可写入诗中，但因为诗人对生活的忠实和对时代的敏感，诗总能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故而一代有一代诗歌的内容。

　　17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学会了用吸食法服用鸦片，随即开始将鸦片混入烟草吸食。明末崇祯帝施行禁烟，烟草被遏制，鸦片却伴随有清一代，逐渐严重地侵蚀国人的健康和社会风气，以致成为社稷之害。于是，鸦片进入诗的题材，有的竟成为当时病态社会的记录。

　　如清末的洪繻曾在1895年割让台湾之战中，与丘逢甲、许肇清等人同倡抗战，后因身居弃地而采取“不妥协、不合作”的态度，拒穿洋服，拒说日语，应是有识有志之人，这样的人士却写过《吸烟戏咏》诗，把芙蓉膏赞美成“樱粟堆里香常在”，用数百字的长言，渲染鸦片带来的欲仙之感，所谓“有时卧游上九霄，有时魂游空五内”“太乙然火三千年，一吸冲虚无大块。”甚至说“燥吻惟濡陆羽茶，馋情却谢元修菜”。陆羽茶是茶之优者，乃可解鸦片之燥；元修菜是菜之美者，却逊于鸦片之味。这诚然是对佳茗与佳肴的亵渎，但也可见烟民对鸦片的“馋情”是要比美食强烈得多。

　　也许正因为吸烟可抵吃饭，所以有了“吃烟”的说法。清末文人王松的《喜吃烟》诗即咏叹：“吃烟恰值禁烟期，身外浮云醉不知。倘得心肠无是物，岂愁面目异当时。藉他戒酒狂言寡，伴我看书引睡迟。若使昔年有莺粟，吴王未必爱西施。”洪繻的诗中曾说“扫愁有帚诗有械”，把鸦片当成了诗的具象呈现，王松这里又把吃烟与看书相提并论，足见当时有一类文人在鸦片面前是如何斯文扫地。精神世界既然沦陷，西施不西施的还有什么重要的呢？吴王当年如果吸食鸦片，江山美人则恐怕也是一无所有了。

　　旧时曾有“饱吃糖，饿吃烟”的说法，字面上似乎是说人在饥饿时无妨以烟慰胃，但深层次恐怕还包括“越穷越吃烟”的意思。尤其是到了晚清积贫积弱的时代，鸦片反而愈加盛行，值得世人深思。而世人一向推崇的风雅之诗到了晚清竟产生这样的内容，体现这样的旨趣，肯定是汉唐先贤所无法预料的。

　　有的人纵使健康已经报警，却仍然在戒与吸之间徘徊。洪繻另有《戒烟长歌》，但其实是花很大的篇幅为戒烟之后的“复吸”找各种托词，如：“自叹此身已废朽，遂将此事托逃禅。古人有托隐于酒，我今何妨隐于烟。”“末路英雄无退步，喷薄愤气填坤乾。”用天花乱坠的诗句涂饰自己对戒烟的无能为力。所以即便“我生于世百无嗜，独有书味结寄缘”，最终还是烟瘾战胜了高雅的情操。该诗序中说：“时下竞为戒烟，多有病者；予从俗戒之。”他不说吸烟让人病，却说戒烟让人病，不说自己吸烟是因为从俗，却说自己戒烟是为了从俗，其在吸烟一事上的“病”与“俗”，真是可以想见了。这在今天也可以作为诗中的反面教材，为世人所借鉴。

　　诗是不妨体现一切社会生活和情感意志的，但是狂放在于文笔，而矜持在于德操。无限制地暴露诗人自身的低劣，这与揭露讽喻之体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呼唤时代的诗人，更希望诗人要珍重诗之文学，从这些反面教材中汲取教训，将来不要成为后人嘲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