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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色制造调研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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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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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色制造调研之三
解码园区“绿色方程式”(图)
本报记者 韩启
天津经开区。
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炭黑余热回收设备。
西青开发区。

  除了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外,绿色工业园区也是我国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碳排放的“大户”。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位列“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在此背景下,集聚了众多工业企业的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园区,便成为影响“双碳”工作全局的关键主体。

  近些年,天津各大开发区不断加码绿色发展。早在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首批绿色工业园区名单中,我市就有1家开发区入选。之后,获得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的开发区数量持续增加。今年11月,天津又有2家开发区出现在公示名单中。

  绿色发展并非旦夕之功,所涉事项涵盖产业、能源利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运行管理等诸多层面。从何入手、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考验着各类园区的管理者。不过,从天津来看,有的“园中园”已明确提出要率先实现“近零碳”目标。

  绿色发展是系统工程

  全面改造需夯实技术储备

  11月22日,2023年度绿色工业园区公示进入最后一天。作为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简称天津工研院)院长,张莹格外关注其进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前发布的公示名单中,天津有2家开发区入围,包括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东丽开发区)和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东丽开发区申报绿色工业园区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正是天津工研院。

  对于东丽开发区,张莹十分熟悉。天津工研院此前曾对该开发区在能源利用、资源利用、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境、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令张莹印象深刻的是,东丽开发区在产业绿色化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近年来,其积极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除了聚集华测检测、斯坦德检测、中汽研等绿色检测、认证企业,服务范围覆盖环境检测、固废危废鉴定、土壤修复评价、汽车尾气排放鉴定等外,东丽开发区近些年还落地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逆变器、仪器仪表等不少绿色制造项目。”她说。

  通过参与绿色工业园区第三方评价工作,张莹对工业园区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有不少心得。据她介绍,由于各类园区的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经济规模、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禀赋等都有差异,因此,它们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和难点方面也有明显差异。比如,有的园区可再生能源丰富,有的园区余热资源丰富,有的园区绿色产业基础较好。为此,它们应结合自身实际,推出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而满足绿色工业园区的创建要求。

  在张莹看来,推进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比如污染控制和预防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水重复利用技术等。“从国内一些工业园区来看,它们绿色改造不够系统、技术应用也不够全面,导致绿色发展水平不均衡、不充分。”她称。

  从存量企业到增量企业

  产业绿色化决心坚定不移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天津经开区),成立已20多年的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利安隆)有一个占地面积约9.6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而这也是其在全国的七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公司主要生产抗氧化剂、光稳定剂等高分子材料产品,以及为下游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化工是我国耗能和碳排放较高的行业之一。尽管利安隆也属于该行业,但这家公司已获得2022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创建绿色工厂的本质是实现绿色制造。” 利安隆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化工行业的特点在于原料种类繁多、工艺相对复杂,这给物料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带来较大难度。虽然遇到不少挑战,但该公司近些年分别从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能源低碳化、废物资源化等方面坚定推进绿色工厂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所实施的蒸汽节能项目为例,利安隆每年便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44吨。

  利安隆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是天津经开区近些年推进绿色制造的一个缩影。早在2017年,天津经开区就已成为首批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之一,而它也是天津首个跻身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开发区。

  在天津经开区2017年申报并最终成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过程中,天津经开区生态环境局一直是积极的推动方。该局副局长周元驰对记者介绍,为促进园区企业深度减排,天津经开区2007年便在国内率先发布了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补贴政策。此后,天津经开区又提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举措,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低碳发展示范区。为此,天津经开区于2010年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专业促进区域低碳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

  作为天津经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栾宝林对全区近些年如何推动绿色制造了然于心。“天津经开区以创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和能效领跑者等工作为抓手,提升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水平,推动技术改造和产业绿色升级。以国家级绿色工厂为例,天津经开区去年已超过20家,是我市所有开发区中最多的。” 栾宝林说。

  除了天津经开区,此前已获得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的天津港保税区、天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青开发区)也在着力推进绿色制造建设。记者注意到,除了大力推动存量企业绿色发展,天津港保税区、西青开发区还严把新增企业绿色准入标准。比如,西青开发区就提出了“绿色招商”。

  负责西青开发区运营管理工作的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卫疆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强化园区绿色准入,坚持“绿色招商”“生态招商”等理念,注重选择能耗低、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入驻,旨在实现产品高端化、产业绿色化。据他介绍,近些年,西青开发区已拒绝了多家铅酸蓄电池公司的入驻申请。原因在于,通过环境测评发现,这些拟入驻企业的项目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并会污染地下水、土壤等。

  部分“园中园”瞄准高目标

  实现“近零碳”究竟有多难

  今年11月,距离西青开发区摘得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称号已满5年。

  “园区绿色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让邓卫疆感到高兴的是,近些年,西青开发区始终坚持走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正推动国内一些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而这无疑给各类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邓卫疆告诉记者,目前,西青开发区已完成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不只是西青开发区,天津经开区也已瞄准了碳达峰目标。今年7月,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先行发布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据了解,天津经开区将着力打造国家级碳达峰综合示范区和国际领先的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先锋,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此,《实施方案》专门提出了制造业低碳发展行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城市更新碳达峰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金融创新助力碳达峰行动等重点任务。

  更让人关注的是,《实施方案》还提出,到2035年,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智能无人装备产业园等要率先建成“近零碳”排放示范园区,为实现区域梯次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去年,天津工研院曾为我市多个区开展碳达峰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帮助各区所辖园区梳理能耗及碳排放情况,并提出节能降碳路径、举措等。在张莹看来,相关园区若要实现“零碳”或“近零碳”目标,需全面量化其能耗及碳排放情况,并分析不同发展需求背景下的园区碳排放情况,进而设定一套科学、全面的目标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要围绕能源、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生态及管理等方面制定路径和措施。

  “在制定举措时,相关园区要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应用,聚焦化石能源低碳利用、新能源应用、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等领域,开展绿色场景示范应用。”张莹说。

  以天津经开区所要打造的智能无人装备产业园“近零碳”示范工业园区为例,《实施方案》围绕绿色能源、绿电交易、绿色建筑、绿色生产、绿色交通、碳汇化种植等推出诸多举措。仅以绿色能源来看,其中一条举措便是通过厂房屋顶等可利用空间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板,为片区内企业提供清洁电力。

  场景聚焦

  智慧路灯

  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843.6吨

  可实现单灯调光 已覆盖90条道路

  中心大道是天津港保税区所辖空港经济区的一条主干道。在这条道路上,装有320多盏路灯。进入11月以来,这些路灯每日的开灯时间较7月提前了2个多小时。

  “每日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根据日出、日落时间来设定这些路灯的开、关时间。”让天津天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保能源)新能源事业部负责人刘桐颇为自豪的是,通过智慧路灯控制系统,他们还可以实现单灯调光、分区开启、实时监控等功能。“根据夜间照明时段不同,我们可以设置不同路段的光照策略,比如在后半夜对车辆通行较多的路段保持充足的光照。但若遇到阴雨、雾霾等特殊天气导致能见度下降,为确保车辆与居民出行安全,我们也会应急启动路灯照明,以保证充足光照。”他说。

  目前,天保能源所开发的这套智慧路灯控制系统已覆盖了天津港保税区内90条道路。这些道路的路灯均已被更换为低功耗的高亮度LED(发光固态半导体芯片二极管)路灯,极大改善了原灯具照明效果不理想、耗电量大等问题。记者获悉,仅通过去年实施的智慧路灯项目,天津港保税区每年可节电约1200万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843.6吨。

  “政府部门在项目改造和照明终端采购上实现零成本投入,同时可减少照明电费和运行维护费用的支出。”刘桐告诉记者,智慧路灯项目是天津港保税区创新合同能源管理的新模式,而这也是我市首个市政公共照明设施领域、电费养管一体化、托管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涵盖智慧路灯控制系统的投资及后期运营,在提升公共照明设施能效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可有效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总体运行成本。

  所谓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节能机制。在实施智慧路灯项目时,天保能源先对区域道路照明设备升级,进行全额投资并实施改造,后期运营中则以节省的能源费用来收回投资,改变了以往由政府为节能项目直接投资的模式。

  刘桐告诉记者,在去年完成智慧路灯项目后,天保能源今年积极寻找供热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与多家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余热回收

  温度可达220℃至240℃

  七成外供 每年可用余热生产蒸汽超100万吨

  实现资源回收利用是各类开发区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而这就涉及余热、废气以及工业用水等资源。

  位于天津经开区的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简称卡博特)是余热回收利用的积极探索者。最近,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确定新建一台装机容量6兆瓦左右的背压汽轮发电机组,旨在利用尾气余热产生的蒸汽来发电。按照计划,该机组将于2025年投入使用。

  目前,卡博特主要生产炭黑、色母粒等产品。以炭黑为例,年产能接近30万吨。据了解,早在2006年第一条炭黑生产线投产时,这家公司配套建设的余热回收设施便同步运行,实现了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余热全部回收再利用。“自产余热回收再利用,不仅可以解决公司尾气排放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还可节省能源外购费用,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此外,将剩余余热供给其他企业,可减少燃煤锅炉排放的温室气体。”卡博特相关负责人称。

  在炭黑生产线、能源中心,卡博特共布设了7套余热回收器。除了实现换热,该设备还可生产高品质蒸汽。据卡博特相关负责人介绍,经换热后,不同生产环节的余热温度高达220℃至240℃。

  近些年,卡博特每年可利用余热生产蒸汽超过100万吨,其中外供蒸汽占比达七成,已满足50多家企业的生产用热需求。

  “通过余热回收,公司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超20万吨。” 卡博特相关负责人称,“公司余热潜力大,且分布集中,回收效益显著。另外,其利用方式多样,可根据需求随时进行蒸汽生产和发电负荷调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排放核算

  20多种化石燃料被纳入

  谁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

  一个工业园区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是从哪来的?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结构的园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又有多大差异?要想知道这些答案,就得从二氧化碳排放核算说起。

  成立于2010年的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联盟常设秘书处,致力于推动各类工业园区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去年,该机构参与编制了《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团体标准。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技术总监张浩翔对记者表示,工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要把握两大主要来源,即能源和工业过程。根据他近些年为一些工业园区所做的核算来看,大部分园区来自能源领域如化石燃料燃烧和调入调出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超过70%。

  据了解,工业园区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核算边界和排放源、选择核算方法、获取活动数据、选择或获取排放因子等环节。其中,排放因子是指某种生产或消费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比如每单位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单位调入调出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一般来说,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大小主要取决于不同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不同化石燃料在不同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其中,型煤、褐煤、烟煤、焦炭在众多化石燃料中的单位热值含碳量较高,而天然气较低,不到型煤的一半。

  确定排放源是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的关键。除了调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外,目前工业园区的二氧化碳还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以及工业过程产生的。以化石燃料为例,核算范围内的品种就包括烟煤、褐煤、型煤、焦炭、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高炉煤气等20多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取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数据时,工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应区分用作燃料和原料的化石能源消耗量。其中,用作燃料的应计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用作原料的应作为含碳原料投入量计算工业过程排放量。

  专家观点

  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大 

  从基础设施共生发展中挖掘降碳潜力

  ——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工业园区 

  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吕军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就位列“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作为工业企业的聚集地,各类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

  历时4年研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工业园区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吕军领衔的研究团队于今年发布了《中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研究报告(2023)》。他们通过对全国2500多家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的数据统计发现,这些工业园区在为全国贡献50%产值的同时,碳排放量占比超过30%。

  陈吕军对记者坦言,我国工业园区数量多,且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大。“以国家级工业园区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为例,一些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园区目前低于0.5吨/万元产值,但还有一些工业园区超过了20吨/万元产值。”他说。

  “工业园区应注重燃煤电厂、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的共生发展。比如,通过这些基础设施间余热循环利用、水循环利用、污泥干化焚烧等,进一步挖掘降碳、减污、节水的潜力。”在此前的研究中,陈吕军还发现,依托区域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并建立特定行业危险废弃物资源化的共生关系,一些工业园区不仅解决了新兴行业危废处置无害化消纳问题,还给水泥等传统行业带来了经济效益。

  为了进一步摸清工业园区的碳排放来源,陈吕军团队此前专门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与策略进行研究。根据1600家工业园区的调研数据显示,仅能源基础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便占工业园区的7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燃煤机组占比较高,达到87%。不仅如此,小机组的占比也较高,比如装机容量低于50兆瓦的占比为62%。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对于工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性。在这当中,逐步淘汰燃煤热电设施是重中之重。

  “以地定产、以产见碳、以碳优产。”这是陈吕军给出的工业园区快速实现碳达峰的“十二字”建议。在他看来,通过资源提效减排、工业过程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减排是工业园区推进降碳工作的“三大路径”。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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