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那些被升迁的官员是要向撰写诏书的翰林学士支付润笔费的。谁能想到，润笔费竟来源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不但“亲自帮助翰林学士向获得了升迁的官员讨要润笔费”，“还规定了润笔钱物的数量，从此成为宋朝的‘定制’”。

　　长期以宋史为研究方向的黄博，在提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圈时手到擒来。本书中，黄博带领读者“游走”于宋代宫廷、官场、旅途、科场和文坛五个最具文艺气息的场景。如今，每每提及宋代，总有一些人情不自禁地畅想宋人诗和远方的浪漫与惬意，读完此书后你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即如果没有达到相当“段级”的文化水平，恐怕只剩下苍白的“远方”而难以言“诗”了。

　　黄博在本书中对宋代文人生活圈有许多细致的展现，特别是宋代士大夫所擅长的诗词。宋人的玩法也超出一般人的吟和，更工于技巧，志于意境。王安石的集句诗首屈一指，甚至连苏轼也甘拜下风。集句诗就像是古诗中的大数据，将前人诗句重新组合成新诗，“既要诗意相连，又要平仄相合，还要对仗押韵”。

　　王安石的集句诗厉害，但他的字却被时人评价为“皆如大忙中写”。黄博对宋人书法水平评价不高，认为缺少唐人书法中的气韵与意境。唐宋在书法上有如此大的差异，皆因夹杂于唐宋间的五代十国文化滑坡。此时，大唐分裂，军阀混战，能征善战的武人掌控着那个时代的绝对话语权。确实，在一个疲于奔命的年代，有几个人能气定神闲、悠然地研习前人书法呢？另一方面，由于战乱频仍，“文物凋落，士大夫平时练字习书，很难从二王、颜柳这些大家入手”。

　　宋代文人专攻于书法，是觉得这是一种足以展现个人才华气韵的风雅。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这种风雅本就是一种俗。不过，宋画没有像书法那样遭到理学家群体的枪烟炮雨，连对书法不乏微词的朱熹对此也“网开一面”，还不无风趣地调侃郭拱辰给自己画的两幅画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

　　本书中，黄博还写到宋代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算命迷信的风盛。到了后来，这一卜术方式又与西方星座相术结合，演变出更多的算法。尽管如此，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震撼后人的文天祥认为，“四柱八字的排列组合最多也不过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但全天下的人口数量，最多时可达一千多万户，按户均三四人算，人口就达五千多万了”。在黄博看来，宋代算命风气日盛有时代土壤，“士人们需要从算命中获得精神支持”。

　　在宋代文化兴盛的背后，大都能找到一个共同源头，那就是皇宫。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皇帝军事集权的结果是去军事化。宋太祖可能连自己都未曾料到，原本只是为了防范属下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后人却渐渐沉迷于去军事化的“文化乡”。“从太祖喜欢打猎，到太宗、真宗对打猎没什么兴趣，再到仁宗厌恶打猎，宋代皇帝生活的去军事化彻底实现了”。而“太宗与文臣的诗句唱和，促成了宋代诗坛一个新的诗歌类型（词）的诞生”。真宗则在太宗的培养和熏陶之下，继承了太宗喜欢读书和写诗的爱好，史称“真宗听政之暇，唯务书”，而且每看一本书，就要写一首诗以为纪念。真宗的诗，最有名的就是那两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宫廷文化是时代的风向标，宋代皇帝亲自参加文化活动，必然大大推动文化的发展。而这些文化往往又会通过群臣等各种通道外溢，向社会四处扩散沉淀。表面上宫廷是文化的集散地，但由于大臣不敢僭越皇帝的潜规则，使得宫廷文化特别是诗词书法水平必有所抑。民间则失去了这一潜规则的束缚，更加汪洋恣意，登峰造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好的诗句往往出于民间而非宫廷，毕竟文化也需要深植社会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