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统治时期任用酷吏，重用酷刑，“朝士人人自危”。可是那时却有一个敢于和酷吏斗法、维护良善的著名法官，他就是徐有功。

　　■ 与武则天当庭辩驳

　　徐有功（640—70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明经科”出仕。他先是担任蒲州司法参军（主管司法审判辅助官员），任内以爱民著称，不曾判过一个死刑。判处笞杖刑罚的，受刑人也没有一个事后口出怨言的。在武则天称帝的前一年（689），徐有功被调到朝廷任司刑丞，以后就长期在朝廷的司刑寺（大理寺）、秋官（刑部）、肃政台（御史台）三个司法部门任职，被人们尊称为“徐大理”。

　　徐有功刚任司刑丞时，就和武则天发生了当面冲突。

　　当时发生了一起所谓“颜余庆参与谋反案”。酷吏来俊臣指控贵乡县县尉颜余庆参与李冲谋反，武则天已经批准死刑。可是徐有功在复核案件时认为颜余庆是个“支党”，最多只是流放。上朝时他向武则天当面提出改判建议，请求按照法律改判流三千里。另一个酷吏侍御史魏元忠反对，向武则天报告说：“颜余庆为李冲讨过债，肯定关系不一般，而且两人信件来往密切，明明是李冲谋反的同谋，应该处斩首，家属全部没官为奴。”武则天表态，可以这样判处。徐有功却坚持上前启奏道：

　　“谋反大逆，是应该处死并株连亲属。可是根据颜余庆的罪状，他与李冲的交往全部都是因为李冲委托其讨债而发生。而且在李冲案件处理的当年，皇上已经发布永昌恩赦令，明确宣布李冲的党徒魁首均已伏诛，‘其支党事未发者，特赦原’。今赦而复罪，即不如无赦；生而又杀，则不如无生。窃以为这样处理不符合圣朝的名声。因此还是请将颜余庆按照支党来处理，判处流放。”

　　武则天听了大怒，提高音量责问徐有功：“那么什么叫作魁首？”徐有功回答：“魁是大帅，首是原谋。”武则天问：“那颜余庆怎么不是魁首？”徐有功回答：“若是魁首，李冲失败之时就该被处死了，现在是赦后才发现的，只能是支党。”武则天喝道：“那他不是和李冲有信件往来吗？”徐有功解释说：“那些信件只是些问候话语，并无同谋字句。”武则天一拍桌子：“他为什么购买兵器？难道不是想造反吗？”徐有功回答：“那些兵器是他的奴仆买的，本人并不知情。”

　　在武则天的厉声斥责下，在场的满朝文武都战战兢兢，可徐有功始终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武则天最后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你还是去仔细考虑，再来汇报！”几天后徐有功仍然按照自己原来的意见上报，武则天批示同意。

　　作为一个有头脑的统治者，武则天通过这件事，觉得徐有功是一个真正的忠臣，从此之后也对徐有功另眼相看。

　　■ 竭力阻止冤狱发生

　　徐有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个司法部门的“第一把手”，直接主持办案审判的经历也不多。他主要是在司法机构里担任复核工作，从而竭力阻止冤狱发生，或者至少是防止冤案的扩大化，这成为他主要的事迹。

　　武则天要正式称帝，考虑到所有李唐皇族宗室子孙都是潜在的反对者，因此对李唐宗室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并且积极鼓励告密者揭发李唐宗室。有一年，有个叫韦秀的告发李唐宗室的远房分支、当时担任汾州司马的李思顺，说李思顺曾经偷偷对他说，“汾州五万户，管十一府，有很多大族，可以设斋戒。《大云经》上说：‘理复思顺好，李三五年少。’那就是指我了，我李思顺恰好排行第三，兄弟有五个。”

　　专门办理这类案件的监察御史李恒等据此口供向武则天报告，说李思顺是“潜谋逆节、包藏祸心”，企图借着这样的“谶语”作为谋反的依据，应该从重处罚。武则天批示同意这个定罪。

　　案件移交到司刑寺判决，司直裴谈判决李思顺处斩首，家属全部“籍没”；而主簿程仁正提出这个口供定罪最重只是“妖言”罪，而且传播妖言的对象才一个人，不满“众”（三人以上才为众），因此应该判处流三千里。司刑寺内部争论不已。作为司刑寺的司刑丞，徐有功认为：“企图推翻朝廷的才是谋反，这个口供最多只是讲对自己有利的征兆，应该按妖言不及众，处流三千里。”但是这个案件已经被武则天批示过，难以推翻，最后是秋官与肃政台集议，63个官员同意徐有功的意见，还有20个官员建议进一步减轻刑罚。上报到武则天那里时，李思顺已经病死在监狱里，武则天顺水推舟，虽然仍然维持谋反的罪名，但宣布“特免籍没”，李思顺的家庭得以保全。

　　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虽然这场战事很快结束，可是武则天授意酷吏以这个事变为由头，不断牵连不与自己合作的大臣入此专案，过了好几年，才宣布赦免涉案人员。酷吏推事使顾仲琰打报告，说有个叫韩纯孝的，当年曾经接受过徐敬业委派的官衔，虽然韩纯孝本人已经死了，可他的家属还应该缘坐籍没。武则天照例批准。

　　徐有功为此专门上书：“按照《贼盗律》谋反者应该处斩，但是罪犯已经死亡的，就没有处斩的办法；而法律规定的家属缘坐籍没，是指罪犯处斩的情况下。这些家属本身没有犯罪，只是因为罪人才受处罚，罪人都没有受刑，家属如何缘坐？”武则天接受了徐有功的建议，下令释放韩纯孝家属。以后各地办案机关得以援引这个判例，前后免除籍没之家达到三百多户。

　　由于告密风气盛行，当时很多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告发与自己有矛盾的人“谋叛”。有一年，武则天派出去的推事使报告：有瀛州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发谋叛。司刑寺果然就判决罪犯全部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三十七人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一会儿被告发是谋反，一会儿被告发是谋叛。反、叛都是要有同谋的，无谋无契、口语口陈，立即作为证据来定罪，实在过于苛酷。《贼盗律》规定，‘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流三千里。’而律疏（律文的法定解释）又补充，‘口陈欲叛者，杖八十。’现在这个案件正是口陈欲叛，尚未实行，请求按照法律处理。”大概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武则天同意了徐有功的建议。还没有执行，正好发布大赦，这些人家全部被赦免。

　　当时有些告密案件简直匪夷所思。有一次酷吏御史郭霸上奏说，茂州、宕州二位刺史谋反，告发者是在押的茂州司仓薛璟。司刑寺照例判处：两人都处斩首，家属籍没。

　　徐有功反驳说：“由于传闻说羌族人有叛变，因此茂州刺史李思征、宕州刺史皇甫怀节依照朝廷命令，合兵前往警戒。两人会合后私下会谈了一会儿，司仓薛璟就告发他们说是谋反。同谋须讲清同谋理由，共语也要说明所说话语。语既无状，谋又无由。李思征已经因其他案件牵连死在监狱中，没有一句口供提到这桩谋反事情。薛璟自己也是因为犯下死罪，才在审讯中告发。薛璟原来是李思征的同案犯，皇甫怀节与李思征只是同事关系。难道两个相邻的州刺史奉朝廷命令备战，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会谈，若是私下谈话一小会儿就是在商定谋反的计划？这太不合常理了。而且当时羌族已经出境，刺史所领之兵后来也已解散，如果真要谋反，为什么要解散军队？这足以说明这是诬告。皇甫怀节没有谋反情节，请求再派人审问。”武则天还是要为酷吏们找理由，说皇甫怀节虽然没有谋反罪，可是这次出兵迟到，还是要处徒刑。好在不久大赦，皇甫怀节得以脱身。

　　武则天经常亲自接见告密者，鼓励告密者。有一次，有个叫赵推之的人跑到肃政台来，告一个叫长孙仲宣的人谋反，在家里设置了打铁炉，准备打造兵器。肃政台的监察御史卢偡审问下来，才知道这个赵推之是替别人出头告发，提供告发材料的另有其人，叫唐子产。卢偡把唐子产传唤来一审问，很快搞清楚是一件诬告案件：长孙仲宣是唐子产的舅舅，只因为唐子产与人私通，遭舅舅责骂，唐子产居然就要人去告发舅舅谋反。

　　卢偡审问清楚，把案件移交到司刑寺来判决，司刑寺按照法律判决：诬告谋反大逆，首犯处斩、从犯处绞；而教令（指使）人诬告的，教令人为从犯，实行诬告者为首犯；因此判决赵推之为首犯处斩首，唐子产为从犯处绞刑。可是想不到赵推之在监狱里又声称要告密，居然还得到武则天的接见，接见时赵推之连声喊冤。武则天于是派人去向司刑寺传话：“赵推之是得到了唐子产的手书指令才去告发的。现在唐子产是诬告，赵推之如何知情？怎么可以冤枉断罪？停止执行死刑，重新审理后再报告！”

　　司刑寺又推徐有功来向武则天汇报，徐有功上奏说：“赵推之诬告他人谋反，是由唐子产提供材料与指使的，案情已完全搞清，适用的法律也是适当的。陛下下旨停止执行，认为赵推之是枉死。可是法律明文规定在诬告案件上，教令者只是从犯，实行者为首犯。假设所告为事实的，那么行赏的时候，也是实行者为首功，教令者不过得点微薄赏金而已。法律设置这一条文的目的是在于避罪争功，司法部门只能守文奉法。”武则天终于被徐有功说服。

　　■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徐有功尽力阻止冤假错案，并不是专门为了保护唐朝的大臣，他只是站在公正立场上，就法言法。最能够说明他这一立场的，莫过于丘神鼎案。

　　武则天任用酷吏的一贯做法是：不拘一格提拔、不择手段消灭。她曾经任用的一个名叫丘神勣的酷吏，害过很多人。后来丘神勣被别人告发谋反，很快就被处死。丘神勣的弟弟丘神鼎以及儿子丘晙，也被家奴羊羔告发谋反。

　　案件由司刑寺的司直刘志素审理，刘志素报告说：“丘神鼎当的是文职官员，可是却打算逃到豫州去，行李中还有两件武夫身穿的黑色棉袄，肯定是打算到豫州去造反。他在行前还烧了文书，谋反的情节很明确，请求按法处置。”司刑寺草拟判决：“丘神鼎处斩，家口籍没。”

　　徐有功对这个判决意见进行反驳：“丘神鼎是丘神勣的弟弟，哥哥谋反，按照法律弟弟也应该籍没。可是在丘神勣案件结案时已宣布赦免家属。现在判定是他自己要谋反，那么就要将丘神鼎的家属全部籍没。按照法律，赦前的罪行就不得告发，况且仅以穿着黑棉袄就视为叛逆、暗中烧毁文书就当作谋反，实在是过于苛酷。衣服的色彩随人喜好，难道武夫就只能穿黑色？所烧的究竟是什么文书，连告发者羊羔都说不清，一会儿说是《周易》，一会儿说是卜卦的书籍，一会儿说是丘神鼎自己撕碎的，一会儿又说是扔到粪坑里，而丘神鼎也一直没有承认。这样就要结案处斩，籍没全家，实在太草率了，请再次审理，务必确凿。”

　　或许是为了给被丘神勣害死的同僚报仇，司直刘志素一口咬定丘神鼎确实是谋反，再次代表司刑寺维持原判。

　　司刑寺的判决到秋官复核，秋官的员外郎郑思齐认为此案是“朦胧”定案，予以驳回。司刑寺却再次维持原判。徐有功作为本机关的复核官员，继续批驳说：“人命为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须公平，疑罪不可重判。”并再次建议重申此案。他的意见被刘志素恶意中伤，说他是“侮文巧法，党逆不忠”，应该一起交付众官来定罪。

　　武则天迅速批准有关部门官员集体讨论，结果是117名官员同意徐有功的意见，122名官员认为这个案件不具备谋反的性质。武则天于是下令委派专员再审。她这次派出的推事使杜无二比较公正，上奏说丘神鼎没有谋反的罪状，结果还是按照徐有功的意见，援引赦免令释放了丘神鼎。

　　■ 力保法律完整

　　徐有功在司刑丞官职上多次阻止冤案，武则天也注意到他的正直与能力，又把他调到秋官为侍郎（副长官）。还曾将徐有功调到肃政台担任专门办理初审告密案件的侍御史。

　　武则天正式称帝后，经常发布大赦来邀买人心。可是她又担心大赦过于频繁，有引发犯罪的可能，因此在长寿二年（693）发布大赦时，她特意下一个敕令，规定：凡是因公罪（工作差错导致的罪过）要判流刑以上者，或者是普通犯罪应处徒刑以上者，或者是原犯死罪因朝廷颁布大赦而免除的，都必须在大赦后的一百天内自首，如果不自首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后，仍然按照法律处罚。

　　徐有功接到这个旨意，毅然上奏劝谏。他写道：“《周易》说，‘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左传》也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宽殊死之罪，已经发觉的犯罪，全部赦除之，这正是开启他们的改过之心，开通他们的自新之路。那怎么可以容纳在赦前未发觉的犯罪，在赦后必须命令他们自首？臣虽然愚笨，依然暗自为陛下痛心。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做非常不方便。臣忝当耳目之地、谬处驳正机关（指徐有功担任的肃政台机构），必须提出意见。臣请求陛下将臣之所见，交付群官集议，分析利害情况，提出完整的方案上奏。这样才能使法制宽简、民无怨言。”

　　武则天接到徐有功的建议后，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在朝会时公开宣布：“前代帝王可以开创新的道理，那么自我作古有何不可？徐有功上奏根本就没有必要！”

　　她想不到的是，徐有功居然出班向前，高声上奏说：“陛下圣断！陛下既然称‘自我作古’，臣即不敢再说。可是臣请求的是交付群臣集议，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武则天一时语塞，想了想说：“那就令在京城的五品以上官员讨论后报告。”当时的大臣们都钦佩徐有功这一忠谏。

　　■ 为公正执法出生入死

　　徐有功处理了很多类似的案件，引起酷吏的仇恨，在他任秋官侍郎时，酷吏周兴指控他“故出反囚”，应判死刑。武则天却只是把他免职，不久又任命他为侍御史，要他为自己办案，徐有功说：“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然因此得罪。”当时的侍御史都是酷吏，“竞为深酷”，而徐有功和一个叫杜景俭的能够按法办事，被告发的人都说：“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杜必生。”

　　后来另一个酷吏薛季昶指控徐有功“党援恶逆”，这也是个死罪，他的下属得知消息，哭着来报告，徐有功却坦然自若，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会死，其他人都是长生不老的？”说完后他不慌不忙地清理文件，交代完了，缓步去受审。

　　武则天知道徐有功是被酷吏陷害，但也讨厌徐有功老是拿法律来阻止她诛杀异己。她就召见徐有功，说：“你办案件为什么总是‘失出’（重罪轻判）？”徐有功回答很巧妙：“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也不想杀他，于是判处流放，不久就又召回他，仍然让他当法官。

　　徐有功曾说：“我身在司刑寺，人命关天，怎能为顺应皇帝的意旨来保官位。”他在酷吏当权的十多年里，不停地与酷吏们斗法，三次被判处死刑，四次被弹劾罢官免职，但坚持平反冤案六七百件，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终其一生，徐有功始终刚正不阿，公正无私，矢志平反冤假错案，为此不惜犯颜直谏。他办案不为私欲控制，不被君王意志左右，用自己的仁心、公义和勇气，守护法律这个天下公器。

　　武则天死后，很多被徐有功平反的家族后代感念他的恩德，纷纷向朝廷请求追赠他。唐中宗时朝廷颁布命令，追赠徐有功“越州都督”官衔，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唐代人杜佑在《通典》一书中高度评价徐有功，说他遭遇到的不是汉文帝、汉宣帝那样的好皇帝，还遭遇到一大批酷吏的围攻，仍然能够坚持守法，是比汉朝的张释之、于定国更为伟大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