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人，是与生俱来的重大命题，其内涵深邃、外延丰富；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帮人解困、救人急难，则是做人的重要内容。在我记事时，文盲的爸妈就叮嘱我们兄妹：“做人要善良实诚。”迄今已逾古稀的我，一直把爸妈的叮嘱，作为做人的座右铭。

　　上小学时，学雷锋。一个阴天，妈妈让我带上小雨衣，到附近的小卖部去买盐。在回家的路上，下小雨了，我见到一位老奶奶没穿雨衣，双手捂着头赶路。我急忙走上前去，给老奶奶披上小雨衣。老奶奶到家了，我淋湿了。

　　在新华中学时，作为年轻的班主任，我学会了理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室和办公室为学生和老师理发，还为女老师剪发，省去师生去理发店的时间；我教学生怎样绑墩布，为学校节省开支；每周带着学生到残疾人家做家务，给他们的子女补课；我写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患口吃病的孩子》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春节期间，我骑着自行车去看望一百多位老师……校长表扬我是活雷锋。

　　乘坐汽车、火车时，我都主动让座。1982年冬，我去沈阳参加语文学术研讨会，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课，我买夜车硬座票返津。车上乘客挤得水泄不通，我把座位让给了无座的母女，自己站了一夜到天津。

　　我还经常在上火车、地铁时，帮助老人拿东西。古稀之年，仍在公交、地铁上，为老人、小孩让座。老人说：“您比我的岁数还大。”我笑了笑。孩子们说：“谢谢爷爷！”我说：“我是退休老师，你们将来也当老师吧！”

　　我带着六岁的大孙孙，到清华大学参加全国少儿钢琴大赛，荣获了大赛金奖。为奖励孙孙，乘坐公交车去参观故宫。开始时车上有座，几站过后人多了。上来一位抱小孩的妈妈，我让孙孙把座位让给阿姨，我搂着孙孙坐在一起。又到一站，上来一位老奶奶，两手提着两大塑料袋食品，我把座位让给她，爷孙相依站立。我问老奶奶，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出来买菜？老奶奶回答，她只有一个女儿，六十岁了，瘫痪了，每周都到这里买东西，便宜。我拿出200元钱，送给老奶奶。老奶奶到站了，含泪向我摆手。我和孙孙说：“坐车要让座，人有困难要帮助。”我还和妻子一起，多年资助西部贫困学生，被资助的学生写信表示感谢！

　　调任小外校长后，我一如既往地关心教师和学生，定期去看望离退休老教师；教师患病，教师的父母甚至子女患病，我也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到家里或医院去探望（包括居住在外省市的老人）；我组织全校师生为贫困地区募捐；我每年帮教职工的子女入学、找工作，以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我帮助几十位老师，争取到增加拆迁补贴，小外在全市中小学最早全部落实“房补”； 到小外的前几年，我连续四次（每两年一次）主动让出自己符合条件的晋升工资名额，给一线教师；前十年，我没有在家过过年——从大年三十早七点，至初一晚上九点，早、中、夜，连续值五个班。

　　一个周日，我骑自行车往返一百五十里地，去劝说一个失足的教师子弟，一定要痛改前非。那孩子哭了，向我表示悔过的决心！几年后，这个孩子提前重返社会，结婚典礼时请我做证婚人，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教师子女的婚礼。我组织学生到老年公寓服务，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我捡到过两部手机，都物归原主，捡到一张地铁卡交给了地铁服务处。我担任中国西部教育顾问，考察指导西部地区教育，我为家乡中小学校长和二十余所中小幼的教师举办义务讲座，乐于“教育助人”。

　　（二）

　　救人，关乎被救者的生命安危，需要见义勇为，需要临危不惧，需要更大的付出。我十五岁时，救过一个老大爷的命。1964年10月1日晚，天津海河广场燃放焰火，人们拥入海河广场观看，天上火树银花，地上人山人海。焰火结束，人群疏散，广场前的海河桥成了人流争拥的重要通道。我和几个同学也在人流之中，拥到桥中间时，前面一位大爷突然倒在了地上。此刻，倘若我们跨过去，大爷定有不测，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边死死拉着手阻止人流通过，一边拼命地大喊：“大爷倒了，救命啊！”这时，旁边的一个大人迅速把大爷抱起来，我们搀扶着一起过了桥。大爷得救了！

　　1972年，我从知青点选调当了教师。白天授课，晚上被分配任务入户动员学生上山下乡。有天晚上，派我入户动员一个学生，一进门，见家中老人躺在床上鼻青脸肿，男生在床边守着。我一问才知道：学生无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摔伤后无钱看病，只能在家躺着。我没有动员学生上山下乡，立刻跑到小白楼卫生院，请了出诊医生来家里给老人看伤，我付了出诊费，又给老人留下些钱，离开时已是凌晨。第二天，我向街道和学校提出：“不要动员这个学生上山下乡了！”领导表示同意。

　　有一年暑假，我去青岛旅游，一天救助了两个人。上午，乘公交车去崂山。上车后站在车前门处，车上人较多，因踩脚有两个人还动了手，我把他俩劝阻隔开了，其中一个壮汉凶恶地威胁对方：“下车我就弄死你！”待车到站，车门一开，我奋力将壮汉推下车并大声喊：“司机师傅，快开车！”

　　到了崂山景区门口，我在一个水池边休息，池中很多孩子在戏水。突然，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儿摔倒了，继而举着血淋淋的右手大哭。我急忙跳下水，才知道孩子被水中立着的碎玻璃瓶底扎伤了手。我急忙抓紧孩子的右手腕以止血，然后上街去拦汽车，拉上孩子和她姥姥直奔市内医院，打针、缝针、包扎、取药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我支付的。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暑假，《今晚报》刊登了为患癌症的知青募捐的公益活动，我在南开大学参加完高考阅卷，将阅卷的报酬全部交给了报社，只留名——“曾经的知青”。

　　1993年冬天，我因中煤气住进了医院，每天进高压舱吸氧。雪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医院外的一条小路上散步，看见一个老人倒地站不起来了，我立即上前将他背起，送进了医院急诊室。经诊断，是大腿股骨摔断了，医生建议去专科医院。于是，我又打车把老人送到骨科医院（现天津医院），当晚住院，第二天便做了手术。

　　我退休后，听说小外毕业就读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身患癌症，便多方打听到学生家庭住址，与妻子一起给其送去一万元钱。血，是宝贵的，它能救人。我两次义务献血后都没有休假，得到输血救治的人，肯定是重病重伤甚至生命垂危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