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有一群人，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他们的名字叫“无国界医生”（MSF）。他们与死亡赛跑，用纱布、血袋、消毒水和手术刀，为那些陷入危机的人，带来活下去的可能。他们见证了人间疾苦，然后努力地在苦难里撑出希望。目前，中国大陆有超过30人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刘一云是其中之一。

　　刘一云回忆起刚到伊拉克的日子：隔离酒店对面的建筑工地正在施工，路上车水马龙，看起来很祥和，但楼下哨卡那里就停着坦克，坦克上坐着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多年的冲突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各家医院的医生们习惯了爆炸导致大批病人涌入的场景。2020年夏天，当新冠肺炎在该市传播，原本脆弱的医疗体系更加不堪重负。

　　生命有禁区

　　救援无国界

　　2020年6月，在巴格达，无国界医生医疗队为金迪医院呼吸科提供支持，这是刘一云首次执行救援任务。随着需求明显增加，无国界医生组织与当地卫生管理部门达成一致，于9月在医院内增设了新冠肺炎治疗病房，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当时伊拉克每天有将近4000例新增病例，每周大约有500人死亡。医疗队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第一个月，刘一云便面临重症患者接近百分之百死亡的高压时刻。虽然她在参加项目前已经有9年的危重症病房工作经验，但是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对她来说还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金迪医院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医院，但当刘一云到达后，却发现一切并非她想象中的那样──医院不仅破旧，而且留有浓浓的战争痕迹。她说：“刚到项目地点，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会一一做简报，介绍当地和项目的情况、工作任务。在任务期间，至少有两次安全方面的培训，详细讲解伊拉克项目的安全规范以及发生危急情况的处理方法。”

　　更让刘一云吃惊的是，在医生的防护设备中，竟然只有一次性的反穿衣、防护帽、N95口罩和一个面屏。“全部穿戴好之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没有穿。转念一想，可能是要到下一个地方再换上像国内‘大白’那样的防护服吧。可谁知道竟然就这样直接进入了病房。”

　　金迪医院ICU（重症监护室）里的24张床位每天都是满的，一旦某个床位空出来，马上就会有新的病人住进去。由于病人的病情都很严重，需要医生随时监控病情走向，所以刘一云每天早上8点就要到达病房，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左右。这中间除了有20分钟用来吃午饭，其余时间她都穿戴好防护装备，和另外一名无国界医生、三四名当地医生一起，一刻不停地穿梭在各个病人与病房之间。

　　这里的重症监护室，不管是药物还是耗材、设备，都经常出现短缺。刘一云说：“比如一个常规的抗生素，可能还没到疗程结束，护士就会告诉你这个药快用完了，我们只能被迫用其他药物替换；呼吸衰竭的病人大部分都存在呼吸窘迫、人机不匹配的情况，需要使用镇静剂，可在这个紧要关头，却连镇静剂都没有；再比如说耗材，给休克的患者使用升压药物时需要留置深静脉导管，却发现无菌手套用完了，为了尽快救治患者，只能把碘伏消毒液直接浇在普通手套上进行消毒。”

　　除了资源短缺，刘一云还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N95口罩告急。“那段时间我们的N95口罩算下来不够用了，为了节约口罩，每天并非所有人都能去上班。后来口罩多了，但却是KN95的，防护力比N95口罩要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加戴面屏。面屏不是一次性的，前面的塑料透明屏经过反复使用后，会变得模糊不清，而且面屏还比较重，当医生低头给患者查体时，它会掉下来，和同事说话时声音也会变得模模糊糊。”为了不影响工作，刘一云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每天都戴着KN95口罩参与新冠肺炎病人的救治。

　　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她和团队中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位患者。

　　虽知道生命无常

　　不代表生命无力

　　无国界医生组织会对项目任务的危险等级进行分类，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守则。大部分项目都有中等程度的风险，中风险区的各项规定包括夜间禁止外出、只能在住所周围结伴行动、遵守当地文化风俗等。在高风险区，成员行动会被严格管控，不能离开居住的院子，每天在住所和医院间两点一线，由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车辆接送。

　　“所以有人参加了无国界医生项目，去到某个国家，从机场到项目地，然后在项目地的住所和医院间活动，最后再从机场离开，其他的地方根本没去过。”刘一云说。她的宿舍离医院不远，不堵车大约20分钟就可以到，但堵车时要两个小时才能回宿舍。

　　无国界医生所在的项目地，通常9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当地招募的。巴格达的“新冠项目”有两位国际医生、两位国际护士，其余十多位医生和三十多名护士都是本地人。由于当地没有重症医学专业，本地医护人员基本上不具备重症监护室相关的监护、治疗知识和经验，刘一云还要负责对他们进行培训。“团队里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努力、好学，培训一两个月左右，基本就可以担负起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了。”她说。

　　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多年，刘一云已见惯了生离死别。但到了伊拉克，第一次看到这么密集的死亡，她一度陷入怀疑──自己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这是每位无国界医生都会经历的一道难关。如果是在此前工作的医院，医生会让患者病情稳定乃至痊愈，但伊拉克项目地医疗条件不足，即使竭尽全力，也可能没办法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一位患有重症新冠肺炎的老年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病情渐渐有了好转。一天，刘一云正和其他医生探讨病人的病情，一名护士急匆匆跑进办公室，告知那位老年患者突然昏迷。刘一云等医生迅速冲到病房，发现患者的心跳已经停止。“我们马上对她进行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但还是没能挽回她的生命。”说到这里，刘一云声音有些哽咽。

　　老人的家属收到噩耗，在医院走廊里放声大哭。刘一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她深知自己的情绪已到达崩溃的边缘。她一句话也没说，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面对冰冷的墙壁，眼泪哗哗地往下流。“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内心十分自责，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没办法把病人救回来？尤其是当听到家属悲痛的哭声，就愈发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拯救患者的生命。”

　　平静下来后，刘一云想回病房，可是因为“手卫生”的要求无法用手擦拭眼泪，又没带纸巾，只好站在原地等着泪水风干，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去，继续跟其他医生讨论病人的死亡原因。“绝大部分患者和家属都非常配合治疗。有的家属会说，不管结局怎样，他们都很感激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给他们提供帮助。”刘一云说。

　　刘一云还曾接手过一名患有多种慢性基础疾病的老年女性。她刚入院时病情十分严重，在无国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慢慢好转，脱离无创呼吸机，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在家属的搀扶下可以慢慢走动，直至走出医院。刘一云激动得难以言表，她说：“那天，我们医生护士都很开心，站在那里不停地鼓掌，向她表示祝贺。”

　　一边是对家人的牵挂

　　一边是对患者的责任

　　每逢危难，无国界医生总是亲身奔赴各个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们伸出援手。他们放弃了安稳，甘愿陷入危险。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辛苦异常，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

　　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因为怕家人太担心，刘一云没敢告诉他们自己是去伊拉克。2020年圣诞夜，团队成员都换好了“行头”，准备在宿舍办一场小型聚会。刘一云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告知她的奶奶突发急性心衰。“在周围的欢声笑语中，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当时很焦虑，甚至想是不是要马上回国。因为父母一开始怕我担心，没跟我讲奶奶病了，直到奶奶病情比较严重时，才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后来我联系了熟悉的同事，请他帮忙把奶奶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值得庆幸的是，奶奶的病情稳定下来。刘一云说：“家人出问题的时候不能及时回到他们身边，这是所有无国界医生最大的担忧。”

　　在伊拉克的120天里，刘一云见证了团队里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与飞速成长，大家的合作越来越默契了。到2020年12月，也就是她即将完成任务回国之际，金迪医院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新大楼正式启用。大楼里有了单人病房和足够的呼吸机，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60%。

　　刘一云说自己比较内向，其实她很健谈，笑容灿烂。她谈及作为无国界医生的许多具体要求，如今仍记忆深刻。比如，出发之前他们会进行培训，要了解需要准备的物品、如何面对心理压力、当地的情况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架构等信息。除了必要的安全措施，无国界医生组织会不断与当地社群和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冲突各方都保持沟通，确保他们能接纳无国界医生在当地工作，并承诺爱护医疗设施，尊重医疗人员和病人。在伊拉克，很多人经历过战争的创伤，都不愿意再发生战争，因此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在简报中提醒救援人员，避免与当地人提及战争的话题，再去触碰那些创伤的回忆。

　　“另外，我们在当地的工作保持了高度透明。除了病人的隐私，其他信息会尽可能向各方公开。我们也会尊重当地的文化。”虽然刘一云已结束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回国，但她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要参加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因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对话刘一云

　　作为无国界医生

　　我还会再次启程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无国界医生组织。

　　刘一云：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1971年创立，致力于为受到武装冲突、疫病、天灾等影响而导致无法就医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无国界医生组织只会基于人们的需要提供援助，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或政治因素的左右。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开展了救援项目。数以万计从事医疗、后勤和管理的专业人士投身于这一组织的救援工作，绝大部分伙伴来自医疗援助项目所在地。

　　记者：您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害怕吗？

　　刘一云：出发之前我也害怕，但从决定做无国界医生的那一刻，心里面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怕去危险的地方工作。既然全世界这么多医务工作者愿意奔赴危险的地方，我相信我也可以。同时，我也相信无国界医生组织会尽全力保证我们的安全。

　　记者：三甲医院的医生令很多人羡慕，您为什么有勇气辞职？

　　刘一云：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的医务工作者，有的会选择停薪留职，但我选择了辞职。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我在国内医院工作了较长时间，未来十年的工作状态可能都会差不多，而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一些挑战和变化；另一方面，我很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丰富自己的人生。

　　记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

　　刘一云：需要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官网提交申请，再通过简历筛选、电话面试、现场面试。需要有两年的医疗工作经验、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有专业资格证明、能够用英语或者法语进行工作交流。除了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和手术室护士外，其他前线医疗人员还需要修读热带病学课程，可以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考核后再去修读。除了专业技能，面试中会重点考察医生的综合素质，判断其是否适应前线工作。

　　记者：有人把无国界医生比喻为“地狱里的希望”，责任这么大，你们的工作收入高吗？

　　刘一云：执行任务期间每个月有大约1300欧元补助金，直接汇入个人银行账户。另外还有以当地货币发放的每月津贴，供支付在当地的餐费。这笔钱并不丰厚，只是补贴而已。

　　记者：未来您还会离开公立医院，再次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吗？

　　刘一云：我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时，遇到的每一位队友都对人道救援和医学充满热情。我和他们一样，也还想去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遭受磨难的人。去哪里做医生都一样，只是面对的环境和挑战有差别。我想去需要医务人员的地方做我的本职工作，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