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被后人称为“医圣”，这不仅是对他高超医术的高度褒扬，更是对他仁心大德的由衷称赞。在医德医风上，张仲景为后世医者树立了楷模和典范，他的善德善心善行，被千古铭记、传颂。

　　少年立志当良医

　　张仲景，名机，河南南阳人。他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是个读书人，张仲景从小就受家庭熏陶，笃实好学。有一次，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萌生了学医救民的理想。

　　张仲景的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曾带他拜访同郡名士何颙，请何颙为他指点迷津。何颙曾在朝中做官，喜欢结交豪杰，乐于助人，且独具慧眼，以善于相人闻名于荆州、豫州一带。何颙很欣赏张仲景的好学精神，语重心长地对张仲景说：“你真诚坦率，不会阿谀奉承，不擅左右逢源，所以不适合当官。但是你才思敏捷、思维缜密，又喜欢帮助他人，如果静心研究医术，一定会成为一位名医、良医。”张仲景听后愈加坚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想，更为勤奋学医，四处查访名医，设法登门求教。

　　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张仲景10岁左右时，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名初，字品济，东汉名医，笃好医方，精明脉证，诊病治疗往往有奇特的疗效，著作有《七柳品济清口方》。他性格沉稳，生活俭朴，医德高尚。张仲景拜师后，勤奋好学，跟随师父出诊、采药、炮制，非常勤快。张伯祖见张仲景聪明稳重，酷爱医学，学习刻苦努力，做人脚踏实地，毫无官宦子弟的奢侈浮华之风，也很喜欢他，便把自己毕生所学和行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襄阳有名医王承，是武当道观碧静道长之徒，传承了道长的奇药妙术，尤其对治疗痈疽病，有独到的药方，可谓药到病除，时人称其为“王神仙”。当时张仲景在南阳也算小有名气，但他还是真诚地前往襄阳拜师，虚心求教──白天侍奉左右，抄方制药，夜晚秉烛读书，钻研医理。在学习期间，他记录大量宝贵医案，总结王承的治病经验。王承见他聪敏好学，药理纯熟，遂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张仲景学成出师时，王承赠其四句箴言：“药草到处有，就靠两只手，人人是师父，处处把心留。”

　　张仲景谦虚好学，博览医书，广泛吸收众多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医术越来越精湛，渐渐超过了他的几位老师。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张仲景遂成一方名医，闻名遐迩。

　　当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字仲宣）因怀才不遇，投奔自己的同乡、荆州牧刘表做了幕僚。王粲身材矮小，又常年患有疾病，体质孱弱，他经常请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张仲景诊疾治病，二人因此交往频繁。据魏晋时期学者、医学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据史书记载，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时年41岁。

　　坐堂行医济苍生

　　尽管张仲景不喜欢官场，无意仕途，但因为他博学多识、品质优秀、孝顺父母，再加上其父曾在朝廷做官，又有世家背景，所以被州郡举荐为孝廉，成为“后备干部”，拿到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当时的长沙郡和南阳郡都隶属于荆州，荆州牧为刘表。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后张羡父子被刘表彻底打败，长沙郡重归荆州，而太守之位空缺，王粲趁机向刘表推荐张仲景为长沙太守。

　　建安年间，朝政不安，兵祸绵延，战乱四起，瘟疫大流行，前后达五次之多，很多人因此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两百多人，经历数次瘟疫后，死去了三分之二，大多是死于伤寒病。

　　作为父母官和医生的张仲景目睹百姓大量死亡的惨景，内心非常悲痛，他毫无官老爷架子，全心投入为百姓诊治。张仲景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出了对疫病具有治疗作用的方剂“麻杏石甘汤”，该药由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等组成，具有辛凉宣泄、清肺平喘之功效。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施诊舍药治病救人，救治了很多染上瘟疫的百姓，有效遏制了瘟疫大流行，深得人民的爱戴。

　　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官员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不接触百姓，怎么能为他们医病呢？张仲景就在后堂和寓所里给患者诊断、治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都热情接待，认真施治，从不拒绝，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由于他医术高超，细致周到，当地民众纷纷慕名前来求医。为了更方便快捷地为百姓看病，他干脆将“诊所”搬到官衙大堂里，并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坐堂应诊，把脉开方，做到公务、行医两不误。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公布这个决定。他的这一举动引起热烈反响，民众无不交口称赞，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每逢问诊日，太守衙门前便聚集一大批前来求医看病的患者。《湖南省医药卫生志》记载：“汉献帝建安元年至九年(196—204)疫病流行，长沙太守张仲景坐堂诊治，全活甚众。”

　　张仲景开创了名医坐堂的先例，被传为千古佳话。后来人们就把坐在中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把中药店铺称为“堂”。

　　张仲景坐堂行医，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患者，遇到了各种疑难杂症。他在为病人医治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大量采集民间药方，进行认真研究探索，医术也更为精湛。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诊断实例，提出了“辨证论治”，即辨证和论治两个过程。辨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所收集的信息、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通过辨证论治可做到精准治疗，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成为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辞官著书惠后世

　　有一天，张仲景下乡视察，遇到一个巫医正在为一个精神恍惚的老人家做法。他经了解得知，这位老人在战乱中失去了儿子，又遭遇老伴儿病亡，由此郁结于心。张仲景给老人煮了一碗甘麦大枣汤，老人服下后很快缓过神来。张仲景当众揭穿巫医骗人的把戏，对老人说：“世上本来就没有鬼神，都是自己欺骗自己。甘麦大枣有养心、调肝、安神的功效，所以能治你的病。”张仲景通过调查发现，这样的事并不是个案，民众生病大多寄希望于巫医或者神灵。

　　张仲景还了解到，一些庸医昧着良心发财，不给病人认真诊脉便开方抓药；有的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张仲景认识到，凭一己之力单纯开方行医，只能医救身边有限的人，可是如果把医疗方法总结出来，让全天下的行医者都学会，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受益。于是他毅然辞去太守之职，回到家乡潜心钻研医学，著书立说。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

　　建安十年，张仲景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历经5年时间，惊世大作《伤寒杂病论》问世，全书共16卷。他在序中呼吁读书人“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认为自己的这部书“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张仲景结合自己的经历鼓励人们勤奋学医，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写道：“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他为后人树立了谦虚谨慎、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

　　《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该书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也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当时由于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很可能是写在竹简之上。当时书籍的传播只能靠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东汉末年战火频仍，在张仲景逝世不久，原书便散失不全。后来晋朝太医令王叔和、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先后发现了这本书的断简残章，于是全力搜集流落民间的各种抄本，加以整理校订。北宋时期，《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两本书刊印发行。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有一年冬至节，南阳郡特别寒冷，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百姓的耳朵都生了冻疮，到张仲景住所求医者络绎不绝。张仲景吩咐家人在院中搭起棚子，在棚中垒起一个大锅，把羊肉、干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一并放在锅中熬煮，再把羊肉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名曰娇耳）放锅里煮熟。每个生冻疮者可领一碗药汤和两个娇耳，张仲景将其称为“祛寒娇耳汤”。病人吃了之后，只觉得浑身渐渐暖和起来，两耳也开始发热，冻疮很快就治好了。所以民间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之说。

　　据说张仲景去世那天正是冬至，人们不约而同前来为他送葬，把他的坟垒得大大的。后人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以纪念这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医学家，这就是坐落于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后来改名为张仲景博物馆。医者仁心，人们敬仰张仲景的医术和医德，为了纪念他，都在冬至这一天吃饺子，此习俗便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