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们在回顾与总结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时，感慨最多的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从全面内战到新中国成立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又是靠什么优势走向全面胜利？本文尝试挖掘人民解放战争背后的故事，并从人心向背的角度，解读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
■ 解放区：
看到听到最多的词汇便是“人民”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创作于抗战末期的歌曲，随着“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的推行，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唱得更加响亮。
这年3月，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失败，改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当时，有个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她就不无担忧地问过毛泽东：“您对取得最后胜利有过怀疑吗？”毛泽东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7月至9月，虽然前线战火纷飞，但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场看似与军事无关的全国土地会议正在紧张地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由中共中央颁布施行。
土地会议之后，党中央安排了1000多个土改队，深入各解放区农村，把土地平均分给贫雇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解放区1亿多人民群众的命运开始悄悄地改变。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学并不复杂，就是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土改政策使解放区的贫雇农无偿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平山县下盘松村75岁的崔更山老人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扑到地里，喃喃自语：“土地回家了。”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解放区农民的身份和处境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7年9月，在土改运动中翻身的哈尔滨顾乡区靠山屯全体农民，从东北给毛泽东寄来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子和一顶帽子，还有一封信。信中说：“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
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去”！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解放区农村的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锣鼓声中，千百万得到土地的贫雇农胸戴红花，参军参战。粟裕将军曾回忆：“胶东莱阳县赤山区，一千名民兵集体参军，编为一个营，加入了主力，成为当时闻名胶东的‘赤山营’。淄川县当时只有40余万人。土改复查后，一次扩大一个团，两千余人补进了主力。”在吉林临江，翻身农民提出了“一家哥俩儿去一个、哥仨儿去两个、哥四个去三个”的口号。长白县梨树沟村的翻身农民于世英50多岁了，为了参军，他刮掉胡子，少报年龄，最终被批准入伍，参加了“四保临江”战役。美国记者贝蒂·格兰姆在山东解放区采访一位农民时问道：“难道不怕万一国民党夺回这个地区，你会因为得到土地而受惩罚吗？”这位农民回答：“我们不相信国民党还能回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军队。”据记载，1947年至1948年，“大约160万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解放军”。
这一点，国民党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同样深有感触：“共军在山东号召参军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两倍，而国军依靠保甲长拘捕的方法，很难补充足额。”
翻身农民组成的队伍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强，打起仗来以一当十，奋不顾身。当时，在土改区有句口号，那就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各解放区还纷纷在当地建立起了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
内战打响后，在解放区，人们看到听到最多的词汇便是“人民”。那些粉刷在墙壁上、张贴在大树上、书写在行军背包上的，诸如“向人民学习”“到人民中去”“与人民打成一片”等口号，传递着解放区军民鱼水相依、同仇敌忾、誓死应战的战斗意志。
■ 陕北：
人民拥护就是最大的优势
“解放全中国”是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革命目标的力量源泉。
1947年春节过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共23万人进犯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声称：“活捉毛泽东。”胡宗南叫嚣：“三天内占领延安。”此时，陕甘宁边区只有兵力两万人，有的同志从安全角度出发，劝毛泽东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毛泽东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大敌压境，但毛泽东坚信：“人民拥护的地方最安全。”1947年3月17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在敌人炮声逼近的最后时刻才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之路。
有资料称，占领延安的胡宗南最得意的创举是在延安开设“为人民服务处”，宣称为老百姓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还发布通告说：延安城里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20元，或布二尺，或米二升。结果，没几天便草草收场。因为那些得到救济的老百姓照样不说国民党的好话，照样对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行动情况守口如瓶。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进驻延安的国民党军就像聋人和盲人。进驻延安后，胡宗南的最大困惑是，共产党西北主力部队多达数万人，但国民党空军侦察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毛泽东到底去了哪里？
其实，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陕北老乡家里，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指挥千军万马。陕北不是产粮区，加上国民党军的抢劫糟蹋，多数百姓揭不开锅。但他们甘愿把仅有的一点粮送给解放军野战部队，有时连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都抢收回来支援前线，送到部队的玉米粒湿得压不成面，豆子嫩得能掐出水来。部队过陕西清涧县时，群众看见毛泽东，但谁也不喊叫，自觉保守着这个“最大的军事秘密”。
为保守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秘密，边区军民宁死不屈。中共中央警备团从王家湾出发后，敌人抓住该村的王老汉，逼他说出毛泽东和解放军的行动情况，王老汉拒不回答。敌人砍断他的手，剜去他一只眼，他始终不曾吐露半点消息。驻扎在安塞的国民党军回窜延安时，抓到史家沟农民杨步均，让他带路，杨步均拔腿便跑，被敌人用枪打死。
1947年秋，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榆林地区葭县（1964年9月改称佳县），毛泽东亲自找到葭县县长张俊贤说：“能不能筹集部队三天所需的12万斤粮食？”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清野的粮食挖出来，够吃一天；把全县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后，老百姓吃的是树叶树皮。直到现在，葭县县志里还记载着“此役之后，葭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后来毛泽东为葭县县委挥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西北野战军以两万余兵力战胜了胡宗南20多万大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瓦战役等5次歼灭战的胜利。1948年4月20日，延安重回人民怀抱。面对胜利，彭德怀感慨地说：“陕甘宁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铁打的江山。这里的150万人民就是150万战斗员，这个‘兵力优势’，敌人永远也赶不上。”人民拥护就是最大的优势，这使得党中央一次次化险为夷，也将人民战争一步步向前推进。
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部东渡黄河。站在黄河的渡口，回望陕北大地和依依不舍的乡亲们，毛泽东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谢谢陕北的乡亲们！”周恩来也有同感：“我们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与看似强大的敌人作战，蒋介石、胡宗南必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必胜！”
■ 支前：
前线需要什么就运送什么
今天哪把身翻，做主把事管，穷人的江山穷人保，工作努力干，得房还得地，有吃也有穿，要不是人民解放军，绝不会有今天。得地的老乡们，搞好担架队，军队前面给咱打，担架随后跟……
这首《抬担架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热察地区（今河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担架团中广为传唱。
1947年，晋察冀军区、冀热察军区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证伤员运送，成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担架团。为了能更快完成任务、抢救出更多伤员，担架团常常是连续几天几夜地运送伤员，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更是连续7个昼夜没有休息。
至今，在一些革命将帅的回忆录中仍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战斗打响时，民兵拿起武器参战，农民组成担架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野战军伤员抬回自己家里。妇女不分昼夜地摊煎饼，支援前线。
1947年5月12日，担负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任务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某部指战员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大崔家庄被汶水河拦住去路。村里的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等32名妇女，搬上门板，跳入河中，架起人桥。望着露出水面的柔弱的双肩，战士们不忍心踏桥。李桂芳大手一挥，说：“早一分钟打胜仗，晚一分钟吃败仗，请同志们过桥。”情况紧急，一个团的官兵快速过河，为夺取战斗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
孟良崮战役期间，常备（一次服役3个月）支前民工7.66万人，二线常备支前民工15.4万人，后备支前民工45万多人，解放军战士与民工的比率达到1∶3.71。这为最终歼灭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孟良崮同一块土地上，国共两党军队官兵的感受截然不同。野战军指战员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着大娘做好的热饭，穿着大嫂缝制的军衣以及妇救会送来的绣着“革命到底”字样的布鞋。而此时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野战军围困在几个光秃秃的山冈上，陷入缺粮、缺水、缺弹药、缺情报的孤立无援的困境。5月中旬的孟良崮天气炎热，为争夺山间唯一的水塘，整编第74师组织20多次冲锋，都被华野官兵坚决打退。前线指挥员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孟良崮战役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没有老解放区人民的支援，胜利是不可能的。”
同年12月，莱阳战役期间，除随军常备民工从外县调来由部队直接指挥外，莱东、五龙两县的县区支前领导机构从11月下旬起就投入支前准备工作：男整劳力，按建制编成担架队，负责运转伤员；青年妇女和男半劳力编成运输组和小队，负责粮食运输；老年和中年妇女编成推磨、压碾、烧水组和慰问队，负责粮食加工和伤员、民工的接待慰问；儿童团组成通讯联络组，分村包路线，传递信件、通知。战斗打响后，为方便部队与地方的联系，县支前指挥部干脆随作战司令部办公。
同年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成千上万的牲口大车铺天盖地向战场涌过来，大车上装的是当地百姓为解放军准备的大饼、窝头、猪肉、大葱和咸菜。这些大车卸下粮后，又将解放军伤员抬上大车，用厚厚的棉被裏起来。这个营长二话没说转而参加了解放军。他说，他终于知道国民党为什么没指望了。
当时，解放区流传着这样三句话：“把最后一个亲人送上战场，把最后一把小米充作公粮，把最后一寸布做成军装。”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根小竹棍。1948年秋，山东莱阳农民唐和恩带着这根小竹棍，加入支前大军，5个多月里往返行军万里。风雨中，他脱下棉衣盖军粮。一路上，他宁肯挨饿也不动一粒粮食。“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运送什么。”他每到一处就在竹棍上刻下地名以作纪念。一路下来，竹棍上刻下了山东、江苏、安徽等地88个村庄的名字，它见证了人民群众在支援解放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
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据资料记载：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当时人们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民心向背，直接关系着战争结局。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在千方百计为解放军搜集和提供情报的同时，还设法向国民党军提供虚假情报，迷惑敌人。杜聿明在回忆中说：“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蒋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蒋军。”
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战役刚发起。东北解放区人民完成了辽沈战役的支前任务，紧接着又投入了平津前线的支前热潮。而华北解放区人民在支援平津前线的同时，还担负着淮海战役和太原战役的支前任务。东北解放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加速生产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装、胶鞋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战场。淮海战役中，我军打的全部炮弹，就是大连建新公司（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兵工基地）生产的。因此，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 西柏坡：
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走进西柏坡，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这个指挥过三大战役的“统帅部”，其实只是一座座旧时北方最常见的“土坯房”。1948年5月，毛泽东来到这里，他把专门为其修建的唯一一座陕北风格的窑洞让给朱德，自己选择了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院前保留了磨盘和猪圈。当地人说，是毛泽东不让拆掉这些东西，因为考虑搬离后老百姓还要继续使用。
在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题写的“努力奋斗，为人民工作”，让人深切感受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为期不长的时间里，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的伟大情怀。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时间里，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日子里，人民领袖毛泽东还题写了“人民日报”“人民邮电”“人民解放军”……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西南方向，有一座普通的土坯房，当时是中央机关的食堂，1948年，影响中国命运的“九月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准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会后，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今后军队一律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早在1947年10月，还在陕北的毛泽东就起草并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强调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
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辽沈战场上，1948年10月，为攻下锦州，东北野战军发起塔山阻击战。广大指战员殊死搏斗，坚守阵地，从而使东北野战军仅用31个小时拿下锦州。战役期间，解放军某部行军来到一个苹果园。几天苦战，一夜行军，部队人困马乏，又累又渴。此时，头顶上红透的苹果诱得战士们直咽口水，但战士们谁也没吃百姓的苹果。8年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依然感动地讲道：“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1949年在上海，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将士发出“为了人民，愿做胜利前最后一批牺牲者”口号。为保护上海这座繁华城市，攻城部队接到命令：市区战斗只准用轻武器、不准用火炮和炸药。敌人凭借工事负隅顽抗，解放军付出重大伤亡，两万名官兵负伤，7600多名官兵牺牲。大军胜利进城后，严格执行入城守则。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都是在几十里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战士们和衣抱枪、整夜卧睡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人民群众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早晨走上街头，看到的是一支军纪严明的人民子弟兵部队。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最重要的一个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临时搭建的中央机关伙房举行。在这简陋到连电灯都没有的环境里，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又通过了“六个不准”。会后，毛泽东让人组织多次报告会，反复强调“进北平以后，不管当多大的官，或分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公仆”。离开西柏坡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进京八项注意”。这些，无不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自律意识和时刻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试问，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军队，人民群众又怎么不热爱和拥护呢？
■ 国统区：
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
在国统区的农村，国共内战初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并于1946年12月正式推出“二五减租”（田赋减少1/4）办法。结果，由于地主的阻力和行政院的不作为，土地改革始终无法推进。以苏北萧县为例，地主还乡后，与官员相勾结，对“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未对半分租之旧账”。穷人仍旧没有活路，这让那些多来自贫苦农民家庭的士兵对于参加国民党军和参战的态度就更加消极。
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国民党的声誉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抗战胜利之初，腐败浪潮就已经席卷国民党全党。平津有民谣：“天天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打着“接收”的名义中饱私囊，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既是战场上的将军，又是生意场上的老板。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国民党想放弃海州，将兵力向徐州收缩。但海州部队沿着陇海路向徐州收缩很危险，就怕陈粟大军半路拦截，因此命令必须严格保密。海州司令官李延年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有天晚上一位老百姓来敲门，进门就说：“李司令你要走可要带着我啊！”李延年觉得不对劲，就给南京国防部打电话，结果说是命令天亮就到。战区司令都不知道，一个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么大的军事机密？一查，那个老百姓是个老板，是徐州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生意代理人。
1946年年底至1947年年初，国民党上演了“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两幕闹剧。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五院院长全部都是国民党要人。中国第二大政治势力共产党及第三大政党民盟都被排斥在外。当时，“《大公报》曾就《中华民国宪法》做了600人的抽样调查，有124人赞成，81人无意见，反对者有381人之多”“对于改组政府评价，《大公报》的民意测验结果是：1000人中有50％的人为其打零分，平均分数不到24分”。
欺骗加镇压历来都是国民党维护其统治的两种手段。为坚持一党独裁，国民党不惜暗杀民主人士和镇压爱国学生，从1946年开始，国统区先后发生了“较场口血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五二零血案”。1947年7月，国民党又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等一系列法令……经济上，国民党玩弄币制改革，“仅仅四十天后，金圆券的价值就一落千丈，几乎形同废纸。几千万平民百姓的财产转眼间化为乌有，这事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信心和国家的命运”。
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投靠美国，国统区事实上沦为美国殖民地。在华美军公然以占领军姿态滥施横暴，以致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平女学生等恶性事件。随着内战大幕拉开，国民政府军费增至国家预算的80％，国统区经济危机，工厂倒闭，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全面和平”已毫无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怎样才能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安全地生存下来。
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又部署“在必要时坚决实行破坏政策，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丝毫不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死活。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破坏、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保护城市完整的斗争。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是敌人破坏重点目标之一，该厂的工人纠察队把26000多张图纸和英美造船造军舰的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敌人炸船坞前，工人们将船坞注满水，减少了破坏程度；当敌人强迫工人在车间里放置炸药，在旁边埋置汽油桶时，工人们将汽油换成了自来水；当敌人逼着工人拆卸机器装船时，工人们“偷梁换柱”，将废铁、旧机器装进船舱，使轮机车间100多台机床完好地保存下来。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时，全市的“人民保安队”为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带路、帮助运送给养……
在两种前途命运的较量中，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背离人民的蒋介石秘密实施撤退计划，向台湾抢运黄金白银时，有人感叹：蒋介石搬得动黄金却搬不动人心。在历史重大关头，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有73％的人选择留在大陆。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等多数院士，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早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占着明显优势，但是毛泽东预判“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事实上，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3年多的时间里，党和人民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党不需为兵源发愁，因为亿万群众的子弟以成为解放军战士为荣；党也不需要为后勤保障发愁，因为亿万群众哪怕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支援前线。究其原因，正是“人心不顺”的逆向运动与“人心归向”的相向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共双方的命运。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最直接的原因……”但是人心向背的改变并不是急剧的，而是植根在国共两党骨子里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归根到底就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传承。也正是因为我们党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始终立足求取“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才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