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写过关于父亲的《辛笛与天津》一书，其实，我的母亲徐文绮与天津，尤其与南开大学也有渊源。今年是母亲诞辰110周年（1913—2023），逝世20周年，这段日子常常会在梦里见到她，也就促使我写下这篇小文。

　　妈妈于1913年10月出生在北平，父辈伯仲叔之间感情深厚，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当时她是三房中唯一的女孩，得到长辈们一致宠爱，尤其她二伯森玉（名鸿宝），尽管已有长子伯郊（名文坰），但在妈妈两岁时他仍坚持向三弟鹿君（名鸿宾，妈妈生父）提出，将妈妈过继给他做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氛围里，她却成长于一个重女轻男的家庭，正是在这样宽松温馨的环境中，养成了妈妈开朗有主见的性格。当时她在北平大学女附中读高中，早已慕名天津的南开大学，想先去读预科，因为没有把握，就瞒着家里悄悄参加了考试。她大伯（名鸿猷）每天总喜欢在吃早饭时翻看当天的天津《大公报》，有一天，他突然指着报上南开大学文科预科录取名单，大声说：“文绮，这里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人考取南开预科了呢！”妈妈听闻跑过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对大伯说：“这个人就是我呀！” 家里的长辈知道后既高兴又担心，因为能考取当时闻名遐迩又难考的南开，是不容易的事，但想到她一个人去天津读书，又让家人不放心。只有森玉外公全力支持她，并考虑拜托在津友人关照她。其实，妈妈个性独立，去了天津并没有麻烦父辈的友人。不过，生活上还是碰到些问题，她这位年龄最小的女生不会缝被子，好在得到同住芝琴楼的年长的女同学们不少关爱和帮助。

　　南开大学在妈妈的记忆中总是美好的。读预科时教国文的是张弓先生，他也曾在南开中学教过我爸爸王馨迪（笔名辛笛），这位学生的作文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而喜欢模仿他口音背诵“关关雎鸠……”的我妈妈，则让他留下“最调皮”的评价，他大概没有想到老实巴交的辛笛与调皮的文绮最后会结成连理。

　　1931年妈妈升入南开大学英文系后，最佩服的是女教授司徒月兰，她是职业女性，学问好，课也教得好，美国华侨，独身，以专心做学问授课为要。她家没有孩子大哭小闹的忙乱，也没有顾不上收拾的杂乱房间，一切都是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妈妈因此也萌生像司徒老师那样独身、以学问为重的念头。系主任是柳无忌先生，对学生鼓励有加，且主动提携。当时妈妈在课余翻译了朴瑞茨雷的一篇散文，柳先生就推荐给报社发表，散文的题目和发表的出处妈妈后来记不得了，但老师的指点和关心却始终不忘，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时，她还专门拜访了高龄的柳先生和师母，先生谈笑所涉，都是当年天津南开大学教席往事。教英国文学的是黄佐临先生，他讲课幽默，表达简洁。当时他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来，后来又去了英国剑桥皇家学院攻读戏剧研究，获得硕士学位。还有罗隆基先生，开设选修课政治学，学生不多，十几个人，他的讲课思路开阔清晰。

　　妈妈还把历史作为她的副修专业，这是她早在高中时代就很有兴趣学习的科目。南开中学创办暑期学校，为给报考南开中学高中或初中的学生进行补习，经过在大学生中的选拔，妈妈成为暑期学校的历史和英语老师。而历史系主任蔡维蕃教授对妈妈也很关心，在妈妈大学毕业时曾考虑留她做助教，但她一心想留学，希望学成归来后能像司徒老师那样研究学问教课做教授。这些老师各自都给妈妈留下独特的印象。

　　南开大学的文体活动很活跃，体育在高校中也是强项。尽管英文系和历史系的主课都比较繁重，但妈妈还是游刃有余地参加她所喜爱的运动，如打排球和垒球，是校队女队员。南开对学生参加校队有严格规定，若有一门课不及格，就取消队员的资格。英文系老师课堂授课之余还会组织学生排演英文戏，以此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妈妈在《西方健儿》中扮演一个少年，倒是符合她个子不高、活泼好动的模样和性格。

　　华北运动会最早是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于1913年创建的区域性运动会，举办了18届，历时21年。1934年即是最后一届，在天津举办。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在离南开大学八里台不远处建了兵营，常来滋扰南开的学习环境，张伯苓校长多次交涉，却无效果。此次运动会南开学生组成了啦啦队，妈妈也参加其中。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写有大字的旗子，一面是黑底白字，另一面是白底黑字，由一男同学统一发号令，黑字集体拼成：“勿忘国耻”，再发号令，翻拼成白字：“还我山河”，同学们喊声如雷，观众起立鼓掌。为此，日本宪兵队大为恼火，把张校长找去质问：既然开运动会，为什么还要谈政治？校长不卑不亢地回答：不是我们要谈政治，就像一个人身上有块疮疖，你能够不闻不问吗！校长之后把这一情景告诉了学生们，更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

　　南开对学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不仅要求学生认真读书，也要求学生了解社会。每周张伯苓校长会亲自或请人来校作时事报告，或各系组织学生去社会底层、慈善机构参观；到四年级时还会安排学生到外省作社会考察，妈妈和几位同学选择了去西北，那里民风淳朴，但老百姓生活贫苦，使学生们以一个从未有过的角度考察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国情，迫切感到国家需要教育和文化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妈妈想出国留学回来教书的愿望更强烈了。

　　当时妈妈班上有个男同学章功叙，和我爸爸是中学同学，他觉得文绮和自己的这位好友挺般配，于是常把辛笛写的新诗给文绮看，又在辛笛面前说文绮如何欣赏他的新诗，使他俩对对方都留有很好的印象。终于在1934年爸爸从清华回到天津老家度春假，和功叙叔一起在南开校园里漫步聊天，走到木斋图书馆附近，看到一位女生抱着一摞书迎面走来，章功叙一看正是女同学徐文绮，赶快停下脚步叫住她，向两人作了介绍，爸爸满脸通红，面露腼腆神情，而妈妈却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但以后各忙各的学业，只有功叙叔继续穿针引线，而他俩并没有直接及时发展，直到两人分别留学回沪后才有进一步的交往。但南开校园初次晤面的情景在爸爸的诗中却留下了永恒的最美印象：“开始相爱的时候不知有多年轻，/你是一只花间的蝴蝶，/翩翩飞舞来临。/为了心和心永远贴近，/我常想该有多好：/要能用胸针/在衣襟上轻轻固定。/祝愿从此长相守呵，/但又不敢往深处追寻，/生怕你一旦失去回翔的生命。”

　　1935年妈妈大学毕业，想去美国留学，但地远学费贵，森玉外公的收入负担不起，而她生父鹿君外公尽管经济上比较富裕，却只是催促她尽早交个男朋友托付终身，对她留学的事只字不提。这样妈妈只得退而求其次，和她伯郊大哥一起去日本留学。她听从森玉外公的建议，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院学习历史，研究在日本资料收藏丰富的郑成功（他母亲是日本人），在学业上得到敬仰外公学问的几位日本学者的帮助和关心。1937年徐家人逃难到上海，妈妈和大舅回沪过暑假，七七事变发生，他俩中断了在日的学业，所有的研究资料都留在了日本。在上海看报载日本侵略者轰炸了南开大学，妈妈和女同学们曾住过的芝琴楼也毁于一旦，让她心痛不已。一所高等学府被侵略者恨得下如此毒手，只能说明知识和思想的力量强大，当年南开大学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不朽。在日本读研之初，历史系蔡维蕃教授仍有信来，鼓励她好好学习，学成后仍可回母校任教。但此时南开已与清华、北大合并，最后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妈妈想独自去昆明找工作，但家里长辈无论如何不同意；继而她又想应征南开的留美奖学金，但因人在沦陷区而无法得到。她只得留在了上海，考入英国人管理的海关任职员。

　　徐家长辈认为妈妈年纪不小了，忙着张罗给她介绍男朋友，一个个都看不中。直到有一天，鹿君外公拿着银行界同事在英国留学的侄子照片回来，妈妈一看，真是无巧不成书，正是辛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即起，爸爸也启程回国，在上海有情人终成眷属。抗战时期，森玉外公和郑振铎先生费尽心力搜集藏家欲出售的古籍珍品，以及大量流失在市面上的有价值文献，爸爸妈妈追随他们之后“略尽绵薄之力”，冒险把部分珍贵古籍文献藏在家里，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妥交北平图书馆。

　　1950年，妈妈以37岁之龄入俄语广播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广播电台教授俄语，有学生到老还记得她，并来家探望。我们曾埋怨“文革”耽误了十年学习的时光，而她总是鼓励说：“学习没有晚的时候！” 这句话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座右铭。

　　晚年的妈妈翻译了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80万字的后半部40万字（前半部由杜南星先生翻译），爸爸做了最后的校译，并写了序文，他觉得他和妈妈“不止在生活而且在同一工作中，两个人的生命河流汇合得更加美好无间”，“在老境中重新获得了青春般的喜悦”。爸爸常说是妈妈开朗乐观的性格让他走出了忧郁。妈妈在“文革”中也乐观不起来了，但她依旧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不肯揭发老父和丈夫，而被打伤腰椎成了老伤，后来又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病重时再三叮嘱，不要抢救，不开追悼会，她希望亲友每每想起她，永远是开朗快乐的徐文绮。

　　妈妈病逝后，爸爸深情地写下七言绝唱《悼亡》：“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叹奈何。”以后他沉默寡言，再也没有写一行新诗或旧体诗。在妈妈离去的第100天，爸爸也紧随驾鹤西去，如此，这段自天津南开大学相识相恋的姻缘使他俩永远相守在一起了。

　　谨以此文怀念我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