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吴若增，还是在1981年，天津作协的一次会员大会上。那时他应该有三十几岁，几分帅气，几分野性，几分沧桑，似乎还有几分不无刻意的忧伤和懒散，独自坐在会场一隅，即使默言不语，也能隐隐觉出他的某种孤傲。

　　吴若增属羊，却全无温顺之态。年龄上他比我大一旬，应属老师辈分，我却对他从无那种长者的感觉。我的印象中，他的样貌仿佛凝固在了某个时代，没有太年轻过，性情也是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如一，天荒地老。

　　1982年，我分到市委机关上班，还意外见到过几次吴若增。一次午餐时间，我在市委餐厅排队买饭，发觉窗口处有人吵架，声音越来越大，这种事在机关餐厅很少见到，我正在好奇，便见到吴若增端着饭盆儿从身边走过，眼神透着不屑，边走边回头，对着窗口方向念念叨叨奚落几句，一口浓浓的东北腔，如入无人之境。他家住在附近，那时还是单身，不愿意起火做饭，每日图省事来这里打饭。我猜想，可能是他不修边幅的松散做派与常见的机关工作人员形象有些出入，大师傅多问了两句，把他惹恼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杂志有位美女编辑来津组稿，邀约的名单里，我认识的人中有牛伯成、吴若增。日子定下，地点在牛伯成家附近的一个餐馆，我当时住在体北一区，与伯成家的三区相邻，在家门口就餐，自然乐得服从，谁想吴若增缺席了，他认为这个地点的选择对他有失尊重，直接拒绝。也确实，无论从年龄，从资历，从文学成就和影响力，吴若增大体都是“众星捧月”的对象，通常大家对他大都礼让三分。但通知已经发出去了，这次也只能如此。那一次吴若增的缺席，组稿成效自然打了折扣，那位美女编辑肯定心有不甘，至于后来是不是有过个别拜访，私下约稿，就不得而知了。

　　吴若增的脸部轮廓见棱见角，线条鲜明，隐约有某种雕塑感，照片效果也容易上相，但他的内心却是个大顽童。他注视你的时候，不仅用眼睛，还用从不掩饰的自信表情。他的话语多含调侃，甚至嘲弄，绝不含蓄婉转，而是赤裸裸地直奔主题，笑骂随性。吴若增的样貌浑厚中不失俊朗，他对此亦很得意，珍爱有加。他的好友，不久前故去的诗人王向峰，曾数次对我描述吴若增有多“自恋”，那模样可爱兼可笑。有时候，他会揽镜自照，反复端详镜中的自己，发出由衷的赞叹。前面说过的那位美女编辑也披露，吴若增自己大大方方地承认，中国文坛，像他这般帅气的男人，凤毛麟角。此中的真实性，我毫不怀疑。记忆中，一次我参加有吴若增在内的聚餐，亲耳听他提起一件事，那不久前见到他的东北老乡、风云一时的先锋小说家马原，他惊讶道，你的英俊与我有一比啊！有趣的是，马原也是一位以自信、自恋“著称”的作家，不知他是否同意吴若增关于“有一比”的那个结论。我也由此展开丰富的联想，两个“自恋”而有才的家伙碰到一起，该会是怎样一种趣味横生的场面。

　　“文坛江湖”曾流传着吴若增的传说。他的日常着装从来是我行我素，不无古怪意味，一度他还以满脸大胡子示人，看上去举止粗犷，不拘小节，实际上他的内心极为敏感，且注重细节。谁都知道，午觉在他每天作息日程中是雷打不动的，不管对方多大来头，在这个时间拨进电话，打扰了他的酣睡，就如同触到了马蜂窝，一定会被狠狠地“蜇”一下。一通发作之后，以后彼此照常见面，聊东聊西，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些年，他的蔡庄系列小说《盲点》《翡翠烟嘴》等，在文坛已经小有影响。《脸皮招领启事》，也是他的绝活儿。长篇小说《离异》，琐琐碎碎的叙述中，交织着情感的风风雨雨、精神的轰轰烈烈，也是吴若增的独门绝技。上世纪80年代，天津小说界的领军人物，有蒋（子龙）、冯（骥才）、刘（航英，即航鹰）、吴（若增）之说，经过夏康达教授《天津四作家新论》的一番论证，算是坐实了这个说法。这几位确实代表了新时期天津文学成就的一段峰值。特别是他们皆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前半期，彼此年龄相近，蒋为1941年，冯为1942年，刘为1944年，吴为1943年，他们多以“独行侠”姿态出没，特色鲜明，习惯散养，各具辨识度。特别是吴若增，小说完全是野生路数，不合群，也不抱团。

　　吴若增生于1943年，逝去是在2020年，77岁，这个时代，算是中寿。若说此生他还有什么缺憾，至少在我看来，以他的才华，本应写出更多的力作，尤其是他的随笔，性情中带有思辨色彩。他的作品色彩独异，与众不同。他的写作，即使在天津也远远谈不上多产，但他能保证的是，不会粗制滥造，拒绝应景，拒绝平庸，这是他一生的写作坚持。

　　吴若增远行，这世界也少了一道独特的生命风景。朋友们突然发现，他在的时候，并没觉得日子有什么不同，而如今，一种虚空却是真真切切，永无填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