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总兵樊燮是湖北恩施人，早年参军，略有军功。不过他能坐上总兵的位置，主要不是依靠军功，而是他与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五姨太是姻亲，五姨太很得官文宠爱，樊燮自然也被爱屋及乌，官位随之水涨船高。

　　或许是因为有了靠山的缘故，樊燮的总兵当得相当骄纵。在永州城内驻扎的绿营兵有300余人，他们中有多一半在官署当差。换句话说，这些士兵虽然有着正式的编制，拿着国家的军饷，但每天干的活儿却不是军事训练和戍卫城垣，而是承包了樊燮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仆役的工作。并且，樊燮治家如治军，稍有不如意，便军法从事。某次家宴，有位千总迟到，被当场棍责数十；一个千总年终算账，烧煤超过了预算，也被棍责数十。而真正在治军上，樊燮却没有了如此的用心，虽为武官他却几乎不骑马，只像文官一样坐八人大轿，被当地百姓送了个外号“轿子总兵”。更过分的是，樊燮连阅兵都坐轿子，以致当地人流行了一句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咸丰九年（1859），樊燮的贪纵行为被举报给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时幕僚左宗棠实际上掌管着湖南的军政要务，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很快查清了实情，如实报告给了骆秉章，气愤地要求必须弹劾樊燮的不法之事。于是一道奏疏飞往京城，参樊燮在任“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丁（兵丁）”。

　　官文知樊燮惹了娄子，便放下身段，命樊燮主动到长沙找骆秉章“认错”。此时正处于与太平军战事胶着的紧要时刻，骆秉章也不想与顶头上司官文弄僵，便令樊燮到师爷左宗棠处“请训”，意思是上门打个招呼，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没想到的是，樊燮却没将左宗棠这个师爷放在眼里，见面后仅作揖见礼。左宗棠脾气火暴，本就看他不顺眼，厉声呵斥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他所说的请安，即要行叩拜大礼。樊燮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淡定地回答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亦朝廷二品官也。”我的武官官职虽轻，也是朝廷的二品官，按照朝廷的体制，没有规定见到师爷要行叩拜大礼啊！

　　樊燮的话倒是没啥大毛病，但其中对师爷的轻薄却击中了左宗棠的痛处。左宗棠虽然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了举人，但后来却屡试不第，没能捞个正式的官职，只能委身作个幕僚。这句话将左宗棠彻底激怒，他张口骂道：“王八蛋！滚出去！”跟着又上前狠狠踹了樊燮一脚。

　　樊燮虽然贪婪和骄纵，却是一个极爱脸面的人，受此大辱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他一边向朝廷告发左宗棠折辱国家二品官员，一边向官文诉说委屈，官文亦亲自具折参劾。咸丰皇帝接报很生气，甚至下了“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的密谕。后来幸得湖北巡抚胡林翼以及朝中要员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全力斡旋与营救，最终咸丰弄清了原尾，下旨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协助曾国藩操办军务，而樊燮则被革除一切职务，滚回老家。

　　被人一顿臭骂外加一脚，最终又丢了官帽子，樊燮的感觉只能用“羞愤难当”来形容。回到恩施梓潼巷老家，樊燮越想越生气：“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他誓言一雪此耻。樊燮在正屋的侧面修了一间两层的角楼作为书房，除教书先生与两个儿子外，其他人等一律不准登楼。原来他想出的报复方法就是逼儿子读书，为自己争气，他的解释是：“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敬延名师，教予儿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谁能想到，一介武夫想到的报复方式竟如此文明！为了让儿子对他所受的羞辱感同身受，樊燮在家里的祠堂立了个木牌，名曰“洗辱牌”，上书六个大字：“王八蛋！滚出去！”并将其立于先人的牌位之侧。每月初一、十五，他都要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跪拜于“洗辱牌”前，焚香祭祀，让儿子们记住家耻，并令他们发誓：“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他还命令两个儿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着女装，要求是：“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激励之下，大儿子虽英年早逝，二儿子樊增祥却十分争气，发愤攻读，21岁考取举人，32岁高中进士。进士及第后，樊增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樊燮的坟前烧掉“洗辱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樊增祥也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诗人，官职曾任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成为一代封疆大吏。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和夸耀的品德。一个人的一生中，难免因做错事情而受人批评甚至遭人羞辱，这样的羞耻可以让人自暴自弃，就此沉沦，但也可以令人激发出昂扬的勇气，成为蓬勃向上的动力。两种态度，两种结局，在这一点上，樊燮给我们演绎了一个另类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