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两年，我参加了高考。
我所就读的城郊中学，是一所处在城乡结合部的普通高中，学制两年。学生主要来源是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的县城学生，他们大多家境优渥，有些学生家里已经给联系好了单位，就等着高中毕业就去工作。这些学生本来学习就不认真，也没想好好学，班上真心想学习的，只有来自农村的十多个学生。
高一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当时还担任着副校长，把我叫到教室外面，他对我嘿嘿一笑，我惊愕不已。他平时总是板着脸，原来历史老师笑起来也很灿烂。历史老师珍贵的一笑后，慈祥地问我打算报考文科还是理科？我还茫然的时候，他已经替我做了主。历史老师说：“我们学校理科师资力量不强，理科生还没有考上大学的，你上文科吧。”于是，我就学了文科。
天有不测风云。在高二文科班上了不到两个月，大约到期中考试前，地理老师的丈夫去世了。地理老师本就接近退休年龄，此后就没有再来学校，我们的地理课变成了自习课。第二学期，一位县中的老师骑着自行车，每周来给我们上两节地理课。他一节课要讲好多章，说是串讲，在高考前一定要把积下的课上完。
那时候，高考前要进行预选考试。县教育局把指标分配到学校，考试一般放在“五一”前后进行。只有预选上了，才有资格参加高考。预选考试后，全校剩下有资格参加高考的文科学生也就二十来个，不管原来在哪个班，都合并到一个班，进行最后的复习冲刺。
6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考完后，学生就不用来学校了，可以自由复习。7月6日，找班主任领取准考证，7月7、8日两天，按时参加高考就行了。7月6日我领到了准考证，考点是城关小学，在县城西头。我的学校在县城东头，中间隔了长长的县城街道，步行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
看了考点，晚上回教室睡觉的时候，我发现坏了。高中两年来，我一直在教室住宿，晚上把课桌拼在一起，在上面睡觉，白天把课桌拉开，在上面学习。现在教室门已经换了锁，我去打探，班主任老师说：发了准考证，班级就算解散了。班上已经把教室移交给学校了，进不去了。
无处住宿，我到处溜达。华灯初上，大街上行人熙攘，我在大街上溜达。夜渐渐深了，人越来越少，我站在路灯下，看到几个醉汉拉拉扯扯、骂骂咧咧，我害怕酒疯子骚扰我，就跑到了河堤上。河水哗哗地流，对岸村里不知谁家的狗，猛烈地狂吠，仿佛要把夜幕撕下来一片。旁边的菜地里，青蛙孜孜不倦地“呱呱呱”地叫个不停。月色下的河堤显得格外静谧，只有河堤上灌木丛中的几对男女，时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好在今晚月光如水，不离不弃、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
我从河堤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踱到东头，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明天是7月7日，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日子。看来，在这高考的前夜，我只能在河堤上度过了。我把一块平整的石头搬到大树底下，坐在石头上，背靠大树会舒服一些。到了后半夜，月光越来越黯淡，夜色慢慢将我笼罩。夜幕在我的心里投下了恐惧的种子，这种子在发芽、生长。
突然，我看到了菜地那头有些光亮，有人深夜未眠。我忽然想起我的同学宏杰，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租的房子就在菜地边上，那亮灯处也许就是他的房子。我起身向亮灯处走去，还真的是宏杰。宏杰说天气太热，睡不着。他把报纸铺在水泥地上躺着，让我也一起躺下。那一刻，我感觉宏杰就是我命中的贵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睡不睡觉都不重要，至少没有了夜的恐惧。
早上，我和宏杰一起去参加高考。不知是昨晚那个恓惶的不眠之夜，导致了我的思维混乱，还是大脑产生了幻觉。考场上，我的注意力难以集中，脑子里一会儿是昨晚朦胧的月亮，耳朵里一会儿又是昨晚村里狂躁的狗吠。
高考过后第二天，估分、填报志愿。我没有预购参考答案，估分数就只能靠感觉了。学校只有教导干事手里有一份《招生报》，二十多个学生把教导干事狭小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我从人缝里挤进去，伸长脖子看到了报纸上的几个大学，记在心里。赶紧从人群中抽身出来，填写在志愿表上就交给了老师。记得好像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一些学校。
高考成绩啥时候出来，我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到了9月份开学，我到学校见到了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说：“今年，对于文科生来说，报考类别分为文史类和外语类。你考了431分，在我们学校已经很好了。你报的是文史类，没上线。可惜你没报外语类，外语类大专线是418分，要是报了的话，你就可以上大学了。”
那是1988年的夏天，我的第一次高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铩羽而归。
2
县中是我县唯一的重点高中，人们都把考大学的希望寄托在县中。我咨询了县中招收补习生的条件，我的成绩没问题，只要交120元的补习费，就可以进班上课。我去西河找父亲，父亲正在西河的砖窑上忙活，他把烧好的砖从窑门口往外掏，然后放到架子车上，拉到空地上码成垛。他满脸的煤灰，架子车上的砖还是热乎乎的。
说明了来意，父亲把我领到了砖厂旁边的小屋。小屋的地上有一个红砖围成的长方形，上面铺着厚厚的麦秆，麦秆上有一床被褥，这就是父亲的床。父亲在褥子下的麦秆里，摸索出了一个长筒手电，旋开手电筒倒出电池，电池上缠着几张纸币。父亲把钱整理后交给我，总共是九十元。父亲说：“我在这里一共就挣了九十块钱，你拿去吧。”
还差三十元，我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突然，一只猫跳上了桌子，我烦躁得一掌把猫扫到了桌下，猫“喵喵喵”地叫了起来。母亲急忙从灶房跑出来，母亲说：“这是你哥逮回来的猫，不久前才下了两只猫娃，你可别打它。”
我去看了猫娃，毛茸茸，花白色，挺可爱。我对母亲说，我上学还差三十块钱，我想把这三只猫带到城里去卖了。母亲说，你去卖吧。
我用蛇皮袋装了三只猫，骑着哥哥的自行车就到了县城。两只小猫很快卖了二十块钱，这只猫妈妈大些，我想多卖五块钱，但就是没人愿意多出五块钱。我推着车子从城东头走到城西头，又从城西头走到城东头。最后，来到了老街。猫一直在袋子里“喵喵喵”地叫，东门口店铺里一个正在吃饭的老太太大声喊叫：“卖猫的，多少钱？”
我说：“十五块钱。”
“给你十块。”老太太端着饭碗就出来了。
“再加三块，这是大猫。”我说。
“放出来看看。”老太太说。
“放出来跑了，咋办？”我说。
“你不放出来，我咋知道你的猫长啥样子？”老太太说。
我解开蛇皮袋，猫一下子就蹿到了老太太的店铺里，钻到了柜子底下。我用手抓、用棍子捅，它就是不出来。
老太太哈哈大笑，说：“这猫生成就是我家的。给你十块钱，你还不想卖。不想卖，你就自己把它捉走。想卖的话，这十块钱你就接着，猫就让它在柜子底下歇着，你别管了。”
我接了十块钱。这样，三只猫卖了三十元钱，加上父亲出砖的九十元，我终于走进了县中的补习班，成了一名复读生。
3
县中不愧是重点高中，这里的学风比城郊中学好多了。学校为了节省电费，下晚自习的铃声一响，教室立马熄灯，学生立即往教工厕所墙外的空地冲锋，因为只有教工厕所的围墙上，才悬着一盏孤傲的灯泡，学生可以在墙外灯光下的空地上学习。跑慢了占不到地方的学生，只好在教室里点蜡或者煤油灯学习，买蜡或灌煤油是要花钱的，对于饥肠辘辘的穷学生来说，谁会把钱花到蜡和灯油上呢？
老师的教学水平良莠不齐，有大学本科毕业的，也有民办教师转正的，还有推荐上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多数还是当地大专师范学校毕业的。地理老师不但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解九大行星在太阳系里的运行状态，而且还能用数学公式推演出黄赤交角的度数；语文老师来了兴致，还能讲述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情节。这些，都让我感到新奇，惊喜不已。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信息很不发达，缺少学习资料。有责任心的老师自己刻蜡版，给学生编些练习题。有些老师虽然整天说高考，其实他本人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高考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高考。这样的老师就是一本教科书，照本宣科，课后练习就是教材后面的简答题。
时间快得像公路上奔跑的汽车，一眨眼就又到了模拟考试季。经过模拟，班主任老师喜忧参半地对我说：“你的语文、历史成绩很好，但数学成绩不理想，让人不放心啊！”
我知道数学是我的短板。数学课堂上我认真听讲，数学课本上的练习题我都会做，书上的例题定理公式我也能背过，但光靠记忆想学好数学显然是不够的。考试时，如果平时练习过的题改头换面，变成一张我未见过的陌生面孔，我就不知所措了。我知道在数学方面，我的天赋不高。
这是我补习的一年，也可能是求学生涯中最后的一年。家里那么贫穷，不会再给我补习的机会，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回家当农民。想到家乡那个“地无三尺平”的山村和自己单薄的身板，我不敢往下想。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背水一战。
为了增加考上大学的几率，我汲取了去年报考的教训。我毫不犹豫地在报考类别栏里，填报了外语类。其实，我对外语没有多少兴趣，我的兴趣在新闻、法律方面，文史也可以。但考上大学是第一位的，在能不能考上大学还悬而未决的时候，奢谈兴趣，那就是好高骛远，华而不实。
毕竟考上大学，就能马上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考上大学，就能立即解决我个人的生存危机。只有我自己知道，上高中的多少个夜晚，我是用铅笔的一头顶在桌子上，一头顶住胸腹交界处的那个小三角区，靠挤压产生的疼痛来抑制饥饿衍生的烦乱。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只要考上了大学，立马就变成了国家的人，吃饭国家发饭票，毕业了国家安排工作。
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所大学，更没有走进过一所大学，但我时时刻刻都对大学产生着遐想和憧憬。每一次的想法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我坚信大学是个亮堂堂的地方。为了那个亮堂堂的地方，吃苦受累天经地义，起早贪黑义无反顾。我觉得心里有一股气，鼓舞着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4
看到《招生报》，我才知道外语类比文史类可挑选的大学少了许多。外语类可供选报的大学里面，除了少数几个名牌大学外，多数都是师范类院校。老师说，国家把外语类单列出来，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外语教师，来满足国家改革开放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我知道我们县中每年考上本科的学生不超过三十人，能考上名牌大学的也是多年不遇一个。所以，那几个名牌大学我就不想了，还是填报一般的师范类大学更靠谱。我问班主任老师，师大好，还是学院好？班主任老师说师大好，但录取分数可能高些。我说以后工作，师大工资高，还是学院工资高？班主任老师说，都是本科，工资是一个档次。
那还犹豫什么，我理所当然地填报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低，录取的命中率就高。以后工作了，和师大毕业的工资也一样高，我虽然数学天赋不高，但这个账，我还是会计算的。我为我的计算沾沾自喜，但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人算不如天算。倒不是数学高考成绩不好，高考题不像平时考试题那样刁钻古怪，它重基础，只要重基础，就好办，我的数学基础不算差。中档题竟然是课本中的几个三角函数例题，我简直高兴坏了，我充分发挥我记性好的优势，仿佛课本上的例题在脑子里明摆着，我只需把它写到试卷上就行了，我可以确保不错。因为我的数学虽然不好，但我可没少下功夫，数学课本基本能背过。至于后面的几个大题，我本来就不在意，我有自知之明，那是给尖子生出的。我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竟然连对了一条辅助线，把一道立体几何大题给做出来了。数学老师说，高考题的得数很有特点，一看那得数，我就有些心花怒放。那时数学满分120分，当年我的高考数学成绩在全县也是名列前茅。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竟然考了全县外语类第一名。可能和我有同样投机想法的人太多，报考外语类的考生很多，反倒把分数线抬得很高。那年，报考外语类的考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我的成绩，上个文史类的本科大学，或者师大都没问题，但我被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录取了。毕竟考上大学了，还是本科，我终于可以走到满心憧憬的那个亮堂堂的地方了。
5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内心狂跳不已，一路奔跑着回到了家。
母亲早已为我准备好了被褥。我说：“妈，您怎么知道我能考上大学，老早就缝好了被褥？”
母亲说：“高中上完了，就应该上大学。你不是上完高中了吗？”
那个时候，县中是重点中学，三年制，其他的普通高中是两年制。哥哥就是在县中上的高中，母亲以为我的高中也是三年，她误以为我那年才高中毕业。
我说：“不是高中上完了都能考上大学的。”
母亲若无其事地说：“咋考不上？从小到大，你上学就没出过麻达，你还能考不上？”母亲没上过学，她整天忙于农活，也不和我谈论学校里的事。她只知道上完了小学就应该上初中，上完了初中就应该上高中，上完了高中就应该上大学。她也知道我学习好，她说要是学习不好，那满墙的奖状是咋来的？
那个时候，高考录取没有一本、二本之说，只分为本科、专科、高中专三个档次。专科又分为上了省线的专科和面向地市的专科。
1989年9月18日，我怀揣录取通知书，姐姐送我坐上了通往省城的大巴。大巴在乡间公路上风驰电掣般疾驶，两边的房屋、大树纷纷向后掠去。
小时候上山砍柴，帮父亲在苞谷地里锄草，每月掮着几十斤苞谷面走二十多公里到学校，晚自习的饥饿、高考前的焦虑……这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急速翻转。
外面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照耀在大地上，和平常的日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对我而言，生活正在发生着里程碑式的变化。我要去上大学了，告别熟悉的过去，拥抱崭新的未来。
进了秦岭，大巴像蜗牛一样在崇山峻岭、深沟大壑里爬上爬下，太阳落山之前，我终于到达西安。我在西安的大街上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有看到家乡那样远远近近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山。我觉得自己就像从一个逼仄的小巷，一下子来到了大街上，顿时豁然开朗，我忽而旋进了人流如织、高楼林立的海洋。
在西安火车站，我第一次踏上火车。汽笛发出刺耳的啸叫，火车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像一头被葫芦豹蜂蜇了的公牛，拉着几十节绿皮车厢，载着我在辽阔的平原上向着大学的方向一路奔去……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