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考古,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总希望通过细枝末节揣摩历史的真实。我曾经在广西和青海看过岩画,感兴趣的是远古绘画背后的故事──它们由何人所作?使用什么工具和材料?点燃我好奇心的不是为什么要画这些画,而是他们作画的方式。
这些远古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洞穴中的心智。山洞里,绘画在一片黑漆漆的迷蒙中诞生了,而黑本身便是一种原始材料。在阴影中,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泥土的掩埋下,绘画从黑色、红色的泥土里萌发。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可能在苦苦追寻其他的颜色,但也许那时的他们已然明白,黑色是包罗万象的色彩。凝视着史前人类的作品,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似乎就在我身边,与我血脉相连。
很多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往往都是偶然的。《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洞穴中的心智:意识和艺术的起源》这两本书用生动的文字带领我们返回考古现场。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裸猿》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说:“在人类的内心深植着一种冲动,它驱使我们超越生存层面,在世界上留下有创造性的图案,这让我们第一次称得上真正有创造力的生灵。”
一个持续20年的错误
阿尔塔米拉洞穴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西约3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地主也是考古爱好者唐·马塞利诺·桑斯·德·桑图奥拉的地产,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常常去阿尔塔米拉找寻燧石和骨骼等远古遗物。1879年,他带着年幼的女儿玛丽亚又来到洞穴探寻,“他一直死死地盯着地面,而玛丽亚却望向了上空。”
在烛光的忽明忽暗中,玛丽亚看见洞顶一头公牛正瞪着她,被吓着的她惊叫着跑向父亲……
桑图奥拉目瞪口呆,洞顶的这些野牛形象,其风格与他一年前在巴黎大学的展览中看到的几块可携带艺术遗存上的图像几乎如出一辙,而那些图像属于旧石器时代。他意识到,他和女儿发现了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古代艺术。
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发现趋之若鹜,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都前去观看图画。然而,一年后,研究者们对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兴趣已然消失殆尽,大多数考古学者认定它们是伪造的。毕竟,那些精心绘制的“艺术”之作,并不符合当时人们对旧石器时代之“野蛮”的认识,它“领先”那个时代太多太多了。
几年后,桑图奥拉在愤懑不平、名誉扫地中孤独离世。玛丽亚对洞穴绘画发现的回忆也满是苦涩,她曾对美因茨大学史前史和原史教授说,这是“我此生最了不起的探险……同时也是我最苦涩的失望”。
桑图奥拉离世三年后,也就是1902年,对桑图奥拉最尖刻的批评家、法国著名史前史学者埃米尔·卡尔塔哈克终于承受不了越来越有分量的证据:1895年,拉穆特洞穴的长廊中发现了人类留下的刻划痕迹。由于长廊被旧石器时代的沉积物所覆盖,所以很明显刻划肯定也出自同时代。紧接着,法国南部的其他洞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高潮发生于1901年,同样出自多尔多涅省的贡巴来尔洞穴遗存,最终奠定了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真实性。
卡尔塔哈克终于不再坚持,发表了一篇论文坦承:“一个持续了20年的错误,一个必须被澄清且做出公开赔偿的不公……从我的立场,我必须臣服于真实,并为桑图奥拉索回正义。”他还邀请“史前史教皇”、影响力至高无上的步日耶一同造访阿尔塔米拉洞窟,“目之所及,令人叹为观止。”
追溯人类艺术起源
在考古学家眼中,发现固然重要,但遗迹本身和遗迹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法国史前时代艺术研究专家米歇尔·罗尔布朗谢和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合著的作品《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南非考古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斯的作品《洞穴中的心智:意识和艺术的起源》便是对洞穴艺术深入研究的最杰出代表。
尽管两书都在追溯艺术的起源,但二者各有侧重,《远古艺术家》重在分析史前艺术的制作,视野开阔,既有图像,也有音乐等,除了对图像制作的工具,诸如石斧、石球、多面体石核的研究外,也有对这些工具留下的刻痕的研究,甚至还研究了穿孔骨骼和牙齿等。一些被解释为“哨子”或“笛子”的穿孔骨器,“确实会发出某种尖锐、有力的音符”,“一些确定的乐器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保存至今。”从而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就已经有了音乐。
相对而言,《洞穴中的心智》的取材则相对集中,研究的是旧石器时代洞穴中的岩画艺术。在回顾了旧石器时代重要洞穴艺术的发现、学者们对岩画艺术的不同解释后,作者将重点放在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岩画艺术上,并以非洲南部和北美偏远西部的早期居民为个案,得出“心理意向都能转化成岩画艺术”的结论。然而,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是否掌握了意识改变的能力,并用来塑造他们的社会,是否将意象作为建立和定义社会关系的手段。他由此认为,“高阶意识的发展让图像制作成为可能,但这并非偶然”。至于洞穴艺术中那些极其神秘的特征,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们并非“毫无意义的谜语,相反,它们环环相扣且呼应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这是出色的“侦探作品”,为破解人类最早的祖先的艺术谜题,以及我们自己的意识和经验的本质,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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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痕迹:骨骼上的痕迹
早在186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爱德华·拉尔泰就对人类最初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的标记产生了兴趣,这些标记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刮肉,要么是为了敲骨吸髓,还有的是因为被做成了工具。他对巴黎学界宣称:“这些标记为人类的远古遗存及同时代但灭绝已久的物种,提供最直接、最毋庸置疑的证据。”几年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证据和相同的论点,试图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前推至第三纪,甚至比更新世的冰川作用还要早得多。法国卢瓦尔盆地、中央高原和意大利的矿床和采砂场发现的大象、犀牛、河马、马以及海洋动物的骨骼上的切口,被他们当作证据。
除了切开的骨头外,还有明显“修理成形”的骨头,再加上据说在早期地质地层(中新世或上新世,距今2300万—260万年)中发现了“剥片”燧石和“用火”的痕迹,并且还与某一极其古老的动物区系有关。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一些“聪明大脑”的证据支持下,“第三纪人类”的说法到底流传了一段时间,直到更详细的研究和史前史的普遍进展,证明了所谓的燧石工具是自然产生的,用火的痕迹可能是植被自燃的结果,至于那些骨骼的断裂,也是因为自然作用,上面时有出现的条纹,可能是由于沉积物内部的机械现象,特别是滑坡(泥流)过程中的摩擦。此外,石头和燧石本身也带有同样令人迷惑的痕迹。这也可能是食肉动物颌骨咬合或啮齿动物啃食留下的,而海洋动物骨骼上的切口是第三纪大鲨鱼的切齿造成的。
即使最富学识的专家也会做出错误判断,这是真理,因此,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解读时,我们更应该警惕不要对前人观点全盘接受。时至今日,骨头上的标记仍然引发着同样热烈的辩论,即使当代最杰出的学者,在阐释时依然会不可避免地继续误入歧途。今天,这些神秘的标记很少被援引用来证明人类的远古存在,但它们在另一个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它们是有意识的刻划,是艺术和象征思维早期起源的证据。
摘自《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