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四运动洪流的洗涤，我国备受压制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初，女权思想的传播、女子新学的倡导，使天津一度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带，涌现出不少先进的妇女组织，至今闻名的女星社即在此时诞生。

　　2023年恰逢女星社成立100周年。1923年年初，留在天津的觉悟社成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妇女团体以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还曾写信给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征求意见。经认真探讨后，决定采用邓颖超的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女星社”，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一直照耀着天津乃至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前程。

　　1923年4月25日，女星社在天津正式成立，起初设在河北区中山路五昌里10号，后迁至河北区中山路达仁里10号，出版了《女星》和《妇女日报》两种刊物。女星社办社宗旨鲜明，即“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女星社的思想传播对天津妇女运动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 启发妇女觉醒

　　解放旧礼教下的女性

　　女星社创办前后，天津已经出现了不少女子学校，很多女性接受了当时的“新式教育”，但她们仍然处在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命运无法自己掌握。究其根本，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女性整体的看法和思想仍处于落后阶段，即使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很难挣脱旧思想、旧礼教编织的网络。觉悟社成员张嗣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她身陷包办婚姻的苦恼，因生育女孩遭到夫家冷遇，甚至重病在床却无人照料，凄凉离世。

　　女星社提出，想要真正解放妇女，必须先打破封建思想束缚。《女星》专刊中曾谈到：“‘代办婚姻’同‘三从四德’等等，足以置妇女们于死地，在包办婚姻下，女子完全做翁姑的奴隶，丈夫的玩物。”李峙山在《妇女日报》中指出：“我们女子无论站在甚么地位，总是被男子压迫，给人作奴隶。原因虽然很多，最大的却要算是因为女子经济不能独立。”邓颖超在《女星》第十期发表了《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一文，其中呼吁道：“被剥夺婚姻权的女青年们，快冲破包办的重围，携起手来前进呀！”这些文章论述了旧礼教中男子对女子进行的“愚民政策”，认为只有打破社会对妇女们老旧的看法和思想，达成社会新的认知，才能使广大妇女真正地独立起来。

　　● 革新教育路径

　　推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

　　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局面，邓颖超深刻意识到，想要真正达成天津乃至全国范围的女子解放，必须先用知识武装女子的头脑。于是女星社积极创办女子补校、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省县教育会等组织，为革新教育路径、推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全国妇女教育事业的榜样。

　　在男性支配的环境下，女子教育事业很难被重视，发展非常困难。1924年，湖南教育司私自任命男子为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打破了原有的规章定例，遭到女界强烈反对。当此消息传到天津时，女星社大胆发言，在《妇女日报》上揭露当时教育界漠视女性地位、私自践踏女性权力的丑恶行为，并积极号召社会各大妇女团体给予湖南女界支持和帮助。

　　此外，女星社开办的女星第一补校，教师是由女星社成员组成，她们自编教材，教学灵活，帮助天津失学的女性获取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其普遍的社会常识，使她们毕业时可以认识更多的字，以便读懂白话文。女星社还以报社名义发文，为督促教育当局解决女师风潮而呼吁。在此过程中，女星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骨干，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看法，传播了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

　　女星社深刻认识到，要想促进女子教育事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推翻封建军阀统治，消除固有阶级压迫，摆脱老旧势力束缚。女星社成员李峙山在1924年4月8日的《妇女日报》发文称：“因此我们觉悟到：（一）今后要向现在的中国，找比较有希望的政治革命团体；（二）我们要向同阶级宣传我们已找着比较有希望的政治革命团体，及第一步合作的方法；（三）将我们的同志，由小而大地组织起来。”她认为，一点一滴地做下去，总有一天，教育状况会改良。这些都为天津以及全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 借助马克思主义

　　号召妇女参与革命 

　　女星社虽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国早期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完善妇女教育、明确妇女权利之外，还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为天津乃至全国妇女革命运动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924年5月5日，《妇女日报》刊登《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六岁生日》纪念马克思，展开对马克思一生事迹的介绍，凸显其奋斗精神，并呼吁青年劳动者和青年学生：“不必学马克思做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应该学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不久，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天津后，女星社联合众多社会先进爱国团体，在天津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唱《第三国际歌》，发表《列宁的精神》演说。女星社也借助《妇女日报》发声并悼念，发表文章《谁可以继承列宁》表明观点：“应该专门研究列宁主义及其背景，要拿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历来。”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后，邓颖超等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具备了运用科学理论进行分析的能力。邓颖超深刻认识到，要把妇女解放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于是她同女星社其他成员发动和组织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在此过程中，她奔走呼号，多次发表演讲提出观点：“认清了吾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给他一个总攻击，从根本上谋改革，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主旨就是鼓励妇女要明确自身社会地位，认清当下社会形势，打倒封建军阀，积极投身革命建设。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不断深入，妇女参与革命的决心变得愈发强烈，逐渐成为革命斗争的生力军。在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中，邓颖超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支援上海，其人员多为天津工农妇女，规模较大。这样的革命形式，更深入地将革命斗争与反对军阀统治相结合，让妇女们从自身开始觉醒，进一步得到思想的解放与革新。

　　在女星社知识女性的领导下，天津妇女在五四运动中，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权利得到了本质的认可，她们也逐渐从家庭走上政治革命的舞台。

　　女星社作为“女性运动的火炬，巾帼前行的灯塔”，对我国妇女解放及运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百年风云过，爱国心不变。一百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女星社的故事、女星社的思想，在今后将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眭钰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洪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