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低下，海外侨胞寄人篱下，孤立无援，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坎坷的道路和榛莽的生活，使海外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他们息息相关；祖国的强弱存亡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异国的处境。这也是海外爱国侨胞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和革命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孙中山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华侨的帮助。”他还为侨胞亲笔题写“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匾额。时间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劫难，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

　　宣传造势：

　　最先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华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惨遭日军蹂躏，身处海外的华侨也倍感屈辱。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留美学生刘震东给天津《大公报》社寄来一封长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是祖国“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他沉痛地说：“有时我们怕在街上走，因为怕见人。假如中国是强国，我们可以自豪说我们是大国，文化最老国家的国民。但是，事实不让我们作如此想，我们只有恨我们自己不争气。为什么自己年年内战，国家人民的精力，整个耗费在军阀争权夺利之上？”刘震东的信道出了当时海外华侨的真实处境与心声，就连走街串巷卖报的侨童，也感到无脸见人。

　　1932年8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战大会，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代表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群众多达1.5万人。不过中国国内没有直接派出代表与会，而是由欧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德国华侨反战大会派出6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在大会上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博得了与会者的认同，掌声经久不息。应该说，最先大规模地开展国际援华抗日活动是由海外华侨组织的。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对广大华侨来说，民族不在必失其“根”。正如有的侨胞所说：“倘若是国破家亡了，我们海外的侨胞能不当亡国奴吗？”

　　1938年5月9日，1.2万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侨华人聚集纽约曼哈顿，在唐人街游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署23周年日。为让员工参加这场游行，曼哈顿的1500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当天关门。游行队伍高举着横幅、蒋介石画像，100名穿着旗袍的华人女子，抬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这次游行虽然没有要求捐款，但是沿途路人不断地主动向旗上抛硬币：从1美分到50美分，甚至纸币。在游行队伍上空，还有6架由华人机师驾驶的飞机，他们正在罗斯福机场学习飞行，准备回国参战……所过之处，外人驻足观看，华侨华人热血沸腾。

　　这年夏天，芝加哥5000多名华侨华人高唱雄壮的抗日歌曲，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中国抗日；费城日本领事馆前也组织了数千名华侨，他们穿着黑衣丧服、抬着棺材举行抗日聚会……争取国际同情援华的宣传活动在美国许多城市此起彼落。

　　抗战期间，华侨界先后涌现出3000多个抗日团体，侨胞们在侨居国创办了150多家抗日报刊，通过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演出戏剧、发表演讲、募集钱物、战地采访等形式，为动员团结抗战、揭露日军罪行奔走呼号。

　　与此同时，侨胞在侨居国普遍开展抵制日货、阻止战略物资资敌活动。“今日买日货，无异供敌人残杀同胞之子弹……凡采买日货为虎作伥之奸商，实为民众之罪人也。”在美国纽约抵制日货的万人大游行中，2000多名华侨妇女穿着棉布袜，有的干脆赤脚走在游行队伍中，号召大家不买、不穿日本制造的长筒丝袜。

　　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是显著的。以南洋为例，南洋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总额减少约39%。“日本既认南洋为日本的生命线，现在这个‘生命线’已被华侨的爱国心所割断。”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最好的救亡宣传。一方面，这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孤立，也让更多的人在了解中国抗战的态度和信心后，主动加入中国抗战的队伍，众多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宣传抗战到底的同时，积极倡导国内团结，竭力反对妥协投降和分裂内战，并在舆论上不断地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海外侨胞营造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分不开的。

　　捐款捐物：

　　倾其所有支援抗战前线

　　抗战期间，约有400万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占当时华侨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正如南洋侨领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南洋华侨郑潮炯卖子予他人，得款全部捐给祖国抗战。缅甸华侨叶秋莲将自己全部的家产拍卖，悉数捐给祖国后，因无以为生，出家为尼，并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无妨的。”菲律宾华侨吴清河、薛素丽将婚宴费捐出，并附信一封：“日寇狂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我俩谨将自备结婚费用国币三千元汇上，以作抗战军需。”智利华侨甚至为祖国捐献了首饰、瓷器、字画及古董等物，有的华侨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都捐给祖国用于抗战。

　　欧美地区的华侨亦是如此。底特律市郊华侨简夫人汇寄给纽约、旧金山等地中国劝募救国机构的钱，在105万美元以上。她表示：“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捐献最后一元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华侨，同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加拿大的抗战捐款活动中，一位靠打工为生的老华侨当场将囊中的1100加拿大元仅留10元作旅费，其余全部捐出，感动了在场的侨胞。两位华侨青年各自将积蓄多年的1400加拿大元捐献出来。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不能亲往杀敌，区区捐款，略尽国民的天职罢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知道国内亲属处境艰难，有意把历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祖国。从“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侨汇逐年猛增：1937年为国币4.73亿元，到1941年已高达18亿元。据资料，抗战时期侨汇浩大，总额约达国币95亿元。这些侨汇垫补了国民政府大量军费开支。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光海外华侨就认购了一半。华侨购买公债较之国内同胞购债还起着特殊的作用，它可使国民政府增加大笔宝贵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抗战急需品或国内短缺的军用物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华侨购债总额占国民政府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尤为感人的是，南洋华侨购债后，又掀起“还债”和“焚债”等销毁债券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国家无偿捐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抗战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节衣缩食，踊跃捐献战争物资。大到飞机坦克汽车，小到被褥服装蚊帐，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

　　据资料，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广大侨胞共捐献飞机217架，极大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量。其他如美洲华侨捐救护车200辆，马来亚、缅甸华侨捐卡车计300辆，越南华侨捐铁甲车多辆。温哥华侨胞还发起了“坦克车救国大运动”。为运送军用物资，南洋华侨捐献了大量的运输卡车用于滇缅公路上。

　　战时，药品属于紧缺物资。凡士林油膏、防疫浆苗、防毒面具、医疗器械等都有华侨捐献，非洲华侨还捐了一架当时属于先进仪器的X光机。金鸡纳霜（奎宁）是印尼特产、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金鸡纳霜约1.17亿粒，不知道挽救了多少前线将士和同胞的性命。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捐物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4年抗战，华侨总共捐了多少钱，恐无法获得确切数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数字统计为国币13.2亿元（仅指1937—1945年）。据有关资料，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约为31:1。华侨所捐物资，帮助祖国克服了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温暖了抗日军民的身心，鼓舞了杀敌士气。就连蒋介石都承认：“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

　　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战部队也给予了巨大支持。旅美华侨李兆焕捐资兴办了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并向抗日军政大学捐助经费。1940年百团大战胜利后，为了鼓励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英勇抗战，海外华侨鼎力捐款，其中泰国华侨陈子谷变卖家产，将所得20余万元和募集的6万元带回国内直接捐给新四军，一下子就解决了新四军三个月的军饷。叶挺军长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投资建厂：

　　不计利润稳固战时后方

　　“七七事变”后，广大东南亚华侨的祖籍地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侨乡的恶行，激起了东南亚华侨的愤慨，他们纷纷投资国内，为抵抗日军侵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但是，华侨投资国内尤其是大西南地区，可谓是困难重重，风险巨大。尤其是当时抗战前途未卜，投资工矿、农垦业，成本大，时间长，见效慢，在战乱年代难以获利也是不难想象的。再加上日军的封锁与轰炸，投资企业还面临着被炸毁而血本无归的风险。

　　华侨投资祖国大后方除了爱国心的驱使，同时也离不开一些侨领的动员工作。著名的侨领陈嘉庚、胡文虎、侯西反、庄西言等都积极宣传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原拟在新加坡投资建立制药厂，但是考虑到海外捐献药品长途运回国内，既不安全，又难以保证时间，便于1941年将资金移入国内，合资创建了大型的重庆制药厂。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可生产91种军需药品，为解决前线士兵药品紧缺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金兴创办了胶轮复制厂和中南橡胶厂。胶轮复制厂在1940年开工不久就修复轮胎一万多个，不但缓解了抗战的运输问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2000多万元外汇。中南橡胶厂建立之后，在云南种植橡胶树，解决了胶源问题，生产出大量的军需物品，包括军鞋、车胎等，克服了我国大量依赖进口外国橡胶的问题，满足了抗战的部分需要。

　　这一时期，南洋华侨在祖国大后方的投资涉及糖厂、锡矿、炼油、植物榨油、陶瓷等多个领域。华侨的投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抗战以来后方涌入人口的就业问题，缓解了战争、生活的物资紧缺状况，稳固了后方的经济。

　　抗战基地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之后，粮食的缺乏造成粮价飞涨。为缓解此困境，国民政府开始鼓励开垦，一时，垦殖成为华侨投资的重点。当时，泰国政府排华日甚，许多难侨组织回国垦殖团，由罗汉等10余人率领回国，到云南车里、南峤、佛海等地垦殖。如华侨创办的华西垦殖公司、广西露堂垦殖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粮食的产量，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矛盾。

　　当时，华侨向国内大规模的投资绝大多数是不计利润的，纯属为祖国抗战需要，其成效也让国民党《中央日报》不得不承认：“在战时的今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

　　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侨胞奔赴陕甘宁边区兴办实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开办华侨毛织厂和华侨制药厂等。延安的侨资企业大都是职工认股集资。如坐落在杜甫川的华侨毛织厂就是菲律宾华侨工人募股创办的。其他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等都有华侨职工集资认股的情况。

　　华侨在延安投资的效益十分显著。以延安华侨毛织厂为例，1942年建厂投产，当年即获净利50万元，该厂生产的大批毛毯、毛呢、纺毛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繁荣了边区的工商业，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回国参战：

　　“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是华侨青年冲破家庭阻挠，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参战时留下的豪迈誓言。由于华侨回国参战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投入这股洪流已无法完全统计，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早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就有一支由252人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浴血搏杀。他们在前线是“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在后方，“所受苦痛亦最多”。旅日华侨徐香进，偕同华侨刘兆祥等人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在为前线押送作战物资时，途遇敌机轰炸，同行者早已远避，而他始终不离职守，粉身疆场。美国归侨黄毓荃驾机凌空迎击来犯淞沪的日机时，不幸坠毁身亡。徐香进、黄毓荃等是为祖国抗日而壮烈献身的第一批华侨烈士，他们为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立下了首役之功。

　　发端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在抗战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华侨不仅出钱培养航空技术人才，而且出钱将他们送回国内。仅美国就为国内输送了航空人才200人左右，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成为中国空军作战主力。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华侨飞行员中，印尼的吕天龙、梁添成、陈镇和、刘盛芳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抗战时的稀缺人才，华侨飞行员大大提升了空中打击日军的作战能力，夺回了某些地区的制空权，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你们这批人回去，代表的是800万海外华侨，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这是陈嘉庚送别南侨机工（华侨司机和修理工的简称）时说的话。

　　“七七事变”后，中国主要港口和不少铁路线相继被日军侵占，输入外来物资主要依靠1938年8月底开通的滇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货物运输，并委托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回国参战。之后，陈嘉庚向南侨总会各分会发出通告，得到了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193名华侨青年分批回国，这些是由南侨总会及其下属机构登记并安排回国的统计人数，超过原计划近6倍。

　　当时，南洋机工们须闯四道鬼门关：疟疾关、雨水泥路关、险路和险情关、日机轰炸关。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行车非常艰险。如遇雨天，道路泥泞，险情大增。后来，日军向南洋进攻，经常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然而机工们没有退缩，反而恪尽职守，日夜不停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

　　因国内正面战场战事激烈，所需作战物资补给十万火急，因而南侨机工的运输任务紧急而繁重，必须限时限量，不得贻误。当时昆明至下关往返路程为824公里，限36个小时内装卸往返运完。在紧张的运输中，时常有车抛锚在荒无人烟的荒野中，干粮吃完只好饿着肚子等车来才能讨得饭食；缺水渴极了，只好取泥浆澄清后解渴。为祖国抗战效力，他们就是这样吃苦受累也在所不惜。他们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

　　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物资，平均每天运回300吨，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

　　由于路况复杂和日本军机的轰炸，先后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以身殉国。每1公里就有1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的生命，平均死亡率每日七八人。战斗在滇缅路上的每个南侨机工都有自己光辉的一页，他们是祖国抗战的功臣。

　　与此同时，不少侨胞受中共抗战主张感召，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归侨有600多人，涌现出叶飞、林文虎等著名归侨将领和抗日英雄。

　　悠悠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笔者不敢说如果没有华侨共赴国难，抗战胜利或许会晚几年到来，但势必会更加艰难。抗战胜利78年后的今天，面对那些滚烫的数字和无数令人感佩的事迹，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这样的启示：抗战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共御外侮，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发挥爱国侨胞心向祖国、热爱家乡的光荣传统，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共同致力于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同样，只有祖国真正实现富强、民族实现振兴，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尊严才能得到根本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