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儒家所追求与秉持的一种臻至完美的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何谓中庸？《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是说喜怒哀乐四种情绪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中，表现出来而能恰如其分就是和，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我们与他人交往，经常会出现喜怒哀乐等情绪，这是人之常情，这些情绪既不能任由自己过度宣泄，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也不能委曲求全，将情绪完全隐藏起来。这需要掌握一个“度”，让自己的情绪有节制地表现出来，使之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和生活习俗，从而达到“和”的美好状态。“致中和”体现了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目标，这也是自律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庸在道德修养上，强调的就是适度原则，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执中协同的态度和方法，避免“过”和“不及”。

　　◎ 叩其两端 执两用中

　　避免“过”和“不及”

　　孔子的弟子曾参小时候跟父亲到田里干活，不小心将一棵瓜秧铲断了，他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看到后大怒，拿起一根大棒就朝他劈头盖脸打去。曾参经常听孔子讲孝，怕父亲打不到会更生气，就站着不动，等着挨打，结果一棒子下来，被打昏了过去。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曾参过来向老师解释，您不是教导我们为人子女要懂得孝吗？孔子说：你知道舜帝的故事吧？舜的父亲叫瞽叟，眼睛是瞎的。舜非常孝顺他的父亲，父亲要使唤他，他总是在旁边；但父亲想杀掉他时，他却每次都会想办法逃掉。父亲用小棍子打他，他就默默忍受，但用大棍子打他，他就会逃走。舜这样做的结果，使瞽叟没有犯下不行父道的罪责，而舜也没有丧失孝道。可你呢，父亲大发雷霆时，你宁死也不躲避，表面上像是尽了孝道，但万一你被打死了怎么办？不仅会给你父亲留下一辈子的痛苦和歉疚，而且会让父亲陷于杀子的不义之中。有哪一种行为比这更不孝呢？

　　孔子不认为曾参在父亲打他时不躲避是一种孝，而是愚蠢，原因就在于他的行为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孔子眼中，中庸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呢？

　　《论语·子路》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有一位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回答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你讲的正直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在孔子看来，偷盗行为固然不对，但儿子揭发父亲同样有害，因为他伤及的是伦常大义，是血缘亲情，一个社会倘若因为大义灭亲而使亲情荡然无存，那是比违法更可怕的事。大义灭亲在今天也被视为一种美德，但孔子既没有肯定叶公的说法，也没否定他的说法，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视角。这里就体现了孔子中庸的思维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在面对问题时，首先让自己置于空洞无知的境地，即消解一己之偏、先入为主等影响，而尽可能向不同的场景、对象和观念保持开放的思维状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并最终结合具体语境来做出“当是当非”的判断。所以中庸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践行它的关键，就在于“执两用中”，善于从事情的两端叩问得失，反对执一端、走异端，这样才能洞悉问题的全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 与时偕行 君子时中

　　贵在应时而动

　　在历史上，叔孙通饱受争议，原因是他的善变。叔孙通来投奔刘邦时，穿着一套儒生的服装，信奉马上得天下的刘邦素来讨厌儒生，甚至还曾扯下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叔孙通见状立刻脱下了儒服，改穿短衣，一副楚人的打扮。叔孙通给刘邦推荐了不少人才，但都是一些勇武的土匪强盗，而跟随他的一百多儒家弟子却一个也没受到推荐，这些人免不了在背后骂他。叔孙通听说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正冒着枪林箭雨打天下，你们能去打仗吗？所以我现在只有先给他推荐那些能够冲锋陷阵、斩将拔旗的勇士。你们要等一等，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刘邦称帝后，叔孙通被任命为博士，赐号为稷嗣君，负责制定礼仪。叔孙通到曲阜找了三十多个儒生参与此事，有两个儒生拒绝参加，还骂他说：“你所侍奉过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个了吧，你都是靠着拍马屁博得主子的宠爱，现在天下才刚刚安宁，死的还没有埋葬，伤的还没有恢复，你就又闹着制订什么礼乐。礼乐制度的建立那是行善积德百年以后才能考虑的事情，你的行为不合于古人，你自己去吧，别玷污了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朝廷按照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举行朝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刘邦惊喜地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封叔孙通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借机推荐了那些跟随他的弟子，使这些人都当上了郎官。儒生们都高兴地说：“叔孙通可真是个圣人，能把握住形势的需要。”

　　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意思是说，最正直的人外表反似委曲随和，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即是说，君子不违反中庸之道，时常将事情做得恰到好处，而小人则相反。“时”是孔子中庸思想的重要内容，时间是不断流逝的，而世间万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处世也不能拘泥于原地，而应该像中庸所要求的那样做到“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与时偕行。

　　孔子针对君子人格的修养过程还提出过“三戒”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之所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提出不同的修养重点，是由人在不同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的，是应时的结果，也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一个人参政与否也是一样，要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换句话说，孔子既非毫无原则地参与政治生活，即所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绝无厌世离俗的超脱之想，而只是讲究应时而变、无可无不可。

　　孟子对孔子的“时中”思想极为推崇，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说，伯夷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的为人清廉，气节清高；伊尹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胜任工作，负责担当；柳下惠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随和平易，与任何人相处都不会受不良的影响；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是在于他能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古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正是一种中庸思想的反映，它要求我们做事不拘泥，能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通，这对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并相机积极参与和改造社会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 通权达变 灵活执中

　　力戒食古不化

　　阳货在鲁国专权，想拉拢孔子出来做官，可孔子认为阳货是“乱臣贼子”，是不相与谋的人，所以一直避而不见。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给他送去了一头烤乳猪。按当时的礼制，“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士收了大夫的礼，要去人家回礼。孔子是礼制的倡导者和维护者，这个礼是不能不回的，不过他也令弟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才动身去拜访。然而很不幸，在回家的路上，恰巧遇到了阳货。阳货坐在车上，傲慢地招呼孔子说：“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孔子没办法，只好近前。阳货问道：“把自己的才华隐藏起来，不为国家所用，这可以称是仁吗？”孔子说：“不能。”阳货又问：“想做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能叫做明智吗？”孔子说：“不能。”阳货说：“时光一天一天地消逝，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去做官了。”答应了阳货的要求，孔子才得以脱身。然而孔子虽然答应出来做官，却没说什么时候出来做官，所以他施展了“拖”字诀，直到阳货逃亡晋国，他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出仕做官，并且当上了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大司寇。

　　这就是有名的“孔子见阳货”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庸里的“经权”思想。不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不助纣为虐是“经”，即原则，趁阳货不在家去回礼、在路上被截住也恭敬应答、答应了出来做官却玩起了时间差，这些则是“权”。孔子教育弟子“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但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不讲条件的“言必信，行必果”是浅薄固执的小人行径。

　　孟子也很重视中庸里“权”的思想，认为“权，然后知轻重”，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他举例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面对溺水的嫂子，还一味地死守礼制，就是“执中无权”，不知权变，就是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中庸主张执中，就是提倡权变，即不故步自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而是依据时空、事情、对象的不同灵活权变，不拘泥于原则，不墨守教条，合情合理地处理问题。执中的本质要求，就是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权变”思维，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主宰和灵魂。

　　◎ 唯义是从 适度适中

　　做到和而不同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命孟明视为主帅，带领军队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蹇他经常到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贩牛，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秦军。弦高和蹇他商量说：“看秦军的势头，八成是打算袭击我们郑国。凡是要偷袭别人，一定是趁人没有防备。如果我们表示知道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一定不敢前进。”于是弦高一边派人快马加鞭回国送信，一边迎上秦军，献上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假托奉了郑国国君的命令来慰问。弦高走后，孟明视对他手下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国吧。”郑国国君闻知此事后，以保全国家的大功重赏弦高，不料弦高却拒绝说：“因为欺骗而得到赏赐，郑国的信誉就会受损；要是国家没有了信誉，风气就败坏了。为了奖赏一个人而败坏国家的风气，讲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由于违背信誉而被奖励，重道义的人不会接受。”说完，弦高便举家迁居到东方边远地区，终生都没有回来。

　　弦高因智退秦军而受到奖励时，面临两难的选择，最终他拒绝了利益而选择了道义。孔子讲中庸，提倡权变，但他反对无原则的变通，因此提出了变通所应依据的标准，那就是义。

　　什么是义？《中庸》讲：“义者，宜也。”所谓义，就是适宜。朱熹解释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就是做事遵循内心的道德约束，去做应该做的，就是“义”。所以，“义”作为一种价值范畴，就成为人们处事时的取舍标准，才有了“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能达到这样标准的人，就可以称得上高尚的人。

　　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外在的“礼”以内在的“义”为根本，事情才可达到适宜的最佳状态或程度。与义的标准相对应，孔子最反感的就是“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貌似忠厚的老好人，他们无原则、无观点、无是非，阿世媚俗，曲意奉承，沽名钓誉，看似忠信，行似廉洁，实际上是道德的破坏者。总之，中庸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即与人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只有明礼知义、坚持标准、紧守原则，才能真正把握好分寸，做到适中、适度，凡事恰到好处。

　　中庸思想既是道德理念，也是修养方法。它所提出的用中、时中、执中、和中等方法论，以“中”为基础，以“和”为目标，对于我们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中庸无论作为一种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一种处世方法、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修身养德、提升素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