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骥才说过：天津其实有两个天津，一个是说天津话的老城厢，一个是讲普通话的五大道。民国时期在家具的使用上也有这样“分离”的趋向，在老城厢一带，家庭的摆设基本仍是明清以来的八仙桌子、太师椅、炕桌、连二、顶箱柜什么的，而在租界区域则以餐台、写字台、牌桌、立柜、沙发等洋家具为主。

　　如此这般华洋共处的情境为什么会出现在天津？天津为什么出现中式家具的“寸步不让”，也出现与洋家具的“和平共处”？这在全国来说是很罕见的现象。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在几十年里中西结合创出来具有独特风格并引领时尚的海派家具，天津的本土家具却纹丝不动，而另外出现了天津洋家具。在几十年的磨洗中，也确立了天津洋家具的基本面貌。

　　家具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居住文化，是从简单的不可或缺逐步形成实用的舒适，再递进为视觉的享受和填充居住空间的奢华。但这些前提是受建筑的制约，建筑改变，家具随之改变，家具永远与建筑如影随形。

　　上海家具出现海派，是因为有了石库门建筑，天津出现洋家具是因为天津土地上出现了小洋楼。

　　天津民居都是一层庭院式，没有楼。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是洋家具风吹不进天津老城厢，而是因为老的院落格局下，洋家具“进不来”。

　　建筑决定家具，也改变家具。天津自1860年被迫开埠之后，开始大兴土木。小洋楼是庭院式的欧陆风情，大都是二至三层楼，被树木草地和围墙包围着。

　　楼是房间上下的叠加，院落是房间的平面铺展。小洋楼格局打破四合院正房一明两暗、吃饭会客睡觉的多重功用，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花几等传统家具很难进入小洋楼。小洋楼把会客娱乐的客厅功能独立出来，将餐厅分化为单独的功用，卧室绝无会客的功用（老城厢一明两暗的房间都有炕，炕桌两旁可以作为女眷会客之处），厕所从院中“搬”进楼中。

　　这样就派生出来中国传统家具以外的家具，如客厅家具陈列柜、衣架、沙发、茶几等。小洋楼的客厅和书房也不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了，而是一切走到了“楼前”，显示着主人的学养与阔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