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搞好调研放在党的工作首位，不但极力倡导，而且躬行不怠，一有机会就走出去、走下去，去倾听民间的声音、探问百姓的吁求，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利益的发展道路，给今天我们的党政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毛泽东：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关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论述很丰富。他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实地调查环境艰苦复杂，依然积极想方设法开展工作。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善于通过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和典型访谈的方式探寻把握事情的真相，不但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而且全面细致地收集到了第一手材料。

　　1925年2月至8月，在韶山住了200多天的毛泽东，把多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调查研究上。他认真倾听、虚心接受社会上对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意见，深入百姓逐家逐户去了解农民运动中存在的“农民问题”。1926年12月，他又找来壮年佃农张连初，敞开心扉促膝交谈，话题涉及粮食、猪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情况，以及包括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在内的收入情况，通过这种“以心交心”和“解剖麻雀”的方式，为下一步决策储备了大量鲜活素材。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进入赣南，攻克了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针对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他在寻乌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他又趁热打铁在宁都县小布镇，抽空儿将此次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全面深刻地剖析了寻乌的富农情况，真切认知了整个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这些成果对此后我党制定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看重调研的重要作用。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此，他力倡继续拿起和充分使用调查研究这个最管用的“武器”。

　　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深入各部门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调研工作。正是在这次集中丰富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时，他曾这样说：“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和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开展这次调研时，毛泽东已63岁，在长达8个月的连续调研中，尤其是在最后数十天的“连续作战”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工作精神。每天起床后，他就听汇报，一直听到上床休息，中间只有很少一点儿闲暇休息。连续汇报和不断插话使他十分疲劳，他诙谐地说：“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纵观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调研工作，可谓有一套成功的方法和技巧。正如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则专门讲到了“调查的技术”，列举了7个要点：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些方法技巧，值得我们在工作中细细学习实践。

　　周恩来：

　　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

　　周恩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使用的调研妙招简单、实在而有效：向群众朋友躬身求教，真情实意替群众着想。

　　1959年1月5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完外事活动后，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因病在此休养的邓颖超。在从化的这几天，周恩来也没闲着，他满腔热忱地深入到乡村和学校进行考察调研，了解社情民意。11日下午，他冒着寒风步行过碧浪桥去了温泉村，首先视察了村里的小学和幼儿园，还来到保健站等单位访察。在村里，周恩来前后逗留了3个多小时，每到一处不是嘘寒问暖，就是同大队干部一起商讨改善农村条件事宜。他曾3次叮嘱大队干部一定要关心村民健康，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了解到村民和幼儿园孩子守着温泉却难洗上温泉澡，不少社员还常到溪流河里洗澡时，立即叮嘱身边人员一定要想办法给温泉村建上公用澡房，并马上带头捐资。之后不久，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重视下，温泉村建起了一座面积达150多平方米的公用浴室，温泉村民从此告别了守着温泉洗不上温泉澡的窘境。

　　1943年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曾这样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关于如何做好调研工作，周恩来不止一次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

　　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就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了4天的蹲点调研。在座谈会上，细心的他发现了一位真诚的农民张二廷，引导他大胆说出了“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的真心话。周恩来边听边鼓励，耐心听完张二廷一通话后，握住他的手说：“二廷，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为了摸到真相，在调研工作中周恩来还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这次调研中，他向社队干部提出还要到上一天没去过的另一家食堂去。来到临时自行选定的食堂后，周恩来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原汁原味”的情景看到了：锅内只剩下一些玉米糊糊。这次突袭，周恩来吃上了真正的社员食堂饭，搞清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真实状况。

　　在总结调研工作方法时，周恩来说：“你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为此，他一生注意细心观察群众冷暖，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眼中看到的永远是来自群众的真情实况。

　　刘少奇：

　　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

　　刘少奇始终认为，有时候只听报告和汇报并不能准确掌握实情，为此，他总是深入基层，细致用心地倾听民声、了解实情，启发和促进自己深刻思考。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刘少奇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刘少奇开展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活动。

　　2月18日，刘少奇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进行调研。

　　通过调研，刘少奇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下，1957年全党和全国形成了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5省的调研及其思想成果，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研究了44天。

　　调研之初，刘少奇召集基层干部听取他们的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他发现，不是调研的干部听不听得进实话，而是参与调研的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愿讲实话。为了能够真正查出症结所在，刘少奇苦思冥想后心生一计，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社员座谈。甚至他还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并且一待就是40来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揭开锅盖看到农民吃着糠菜窝头，打开油盐坛子发现没有一滴油一粒盐，还看到许多社员因为吃“代食品”得了浮肿病。终于，刘少奇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悉数摸清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对存在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积累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事毕，刘少奇向中央及时如实汇报了调研情况。5月31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刘少奇实事求是的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动真情、沉得深，敢于老老实实聚焦问题，认认真真分析问题，扎扎实实解决问题，始终把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调研成效的评判标准。为此，当年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将湖南调研的情况如实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对解决农村公共食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中央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对推动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

　　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

　　陈云堪称我党调研工作的能手和高手，他据多年工作实践提出了著名的15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还进一步总结说，搞调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身边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工作人员。为此，他力倡领导干部“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

　　陈云十分注重交知识分子朋友，以更好地调动其专业优势特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马寅初是副主任之一，两人工作上配合默契，成了莫逆之交。中财委撤销后二人仍保持往来，交流颇多。

　　陈云还乐于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倾听他们对于政策的感受和呼声。陈云有许多农民朋友，如江苏青浦县（1958年划为上海市）农民曹象波、曹兴达等。1952年10月，陈云请曹象波、曹兴达来北京谈农村土改后农民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两位农民据实回答，为陈云深入了解土改前后农业生产现状、科学编制“一五”计划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1955年1月，陈云来到青浦县调查统购统销工作，又一次约见曹象波、曹兴达。谈话中，陈云了解到了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干部购了“过头粮”（即超计划收购的粮食），农民留粮过少、口粮短缺等。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陈云提出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建议，为中央找到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办法。

　　陈云更喜欢同基层干部交朋友，听取他们对现行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自1953年冬与陈云建立联系后，江苏青浦县小蒸乡的乡干部吴福林、张富清，就长期坚持给陈云写信，及时汇报小蒸乡的“三农”实情。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二人写信反映说：“下面有人虚报产量，所有的粮食都扣掉还不够上交；实行先购后留，粮食购掉后就没有了，任务是完成了，但老百姓没吃的了。”陈云对此高度重视，于1955年到青浦进行了实地调查。1961年粮食紧缺时，二人再次写信反映问题：一是瞎指挥问题，一会儿主张插秧二二见方，一会儿是三三见方；二是群众种菜的杂边地都收掉、吃菜都成困难的问题；三是养猪问题，中央的政策是公私并举、以私为主，而他们这里却不能私养，猪都很瘦，市场上见不到猪肉。随即，同年六七月间，陈云又先后到青浦小蒸乡及浙江、江苏等地调查，并于8月致信邓小平，并附上3份专题报告，就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和建议，有力推动了中央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等政策的落实。

　　1990年4月22日，85岁高龄的陈云在同评弹界的朋友们谈话时，推心置腹地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能交一点儿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多听到些真话，是很有好处的。”陈云这番肺腑之言，不但是对老朋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更提出了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