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周日聚餐期间，文友周勇说，明天晚上，要请一位远道而来的老师吃饭，问我能不能一起聚一下？因儿子学校安排八九两个学年夜学，我周一到周五每晚负责接他回家，没时间出席这类聚餐。我刚要谢绝，文友突然讲起了跟那位老师的往事：有一次，他在她的课堂上写作文，被发现了，老师没收了他的作文簿。

　　课后，她把他叫到办公室。文友以为，老师一定会狠狠地训他一顿，但没想到的是，老师非但不训，还夸奖了他，说他写的作文蛮不错的，并鼓励他以后要好好写作。就这样，启发了文友的文学梦想，使他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

　　听了文友周勇的讲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的邀约。

　　因为这件事，我也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位老师。第一位，是我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数学老师，叫丁永祥。当时，他来教我们的时候很年轻，我们叫他“小丁老师”。因为还没结婚，丁老师住在小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每天晚上放学，他总会召集我们班的一些学生，到他的小屋里，给我们辅导数学。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孩子的学业没现在这般繁重，从没上过“课外辅导”，丁老师算是开了先河。当然，他的辅导是纯义务的。这位小丁老师，尽管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在我的心目里，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

　　迄今，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即便后来他成了中学教师，但在我二十五岁后，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叫董铭杰。我在2016年写的一篇散文《写作路上的“明灯”》中，曾专门写到他──他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在《浙江日报》发表诗歌和散文。他来教我们语文之前，我每次写的作文──议论文，总被高一的语文老师批为“乱七八糟”，但他认为我的观点“别出心裁”，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让我从此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虽然董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又下海，但在我三十多岁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特别在我2010年兼任《国家湿地》执行主编起，他还成了忠实的特约作者，每期为杂志写稿，直至2016年因病离世。

　　我还想起儿子小学时的班主任陈咏梅老师。在儿子刚进她的班级时，她见他长得特别瘦小，颇为他的健康担忧，便时时观察他的行动。之后，宽慰地对我妻子说：“卢聪玩耍时，勇猛有力，很健康。”后来，她又发现我儿子偏食厉害，除了瘦肉和鱼，几乎不吃其他蔬菜，学校提供的午餐，他差不多都是倒掉的。因为担心我儿子的营养跟不上，她便建议我妻子，每天的午餐在家里做好带去学校。我记得，在儿子入学不久，我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她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说：“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学老师，但我自认为是一名教育家。”对儿子六年的教育，我认为她确实无愧于“教育家”这个称号。

　　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师说》里说，“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但我觉得一位真正优秀的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需要用“人性的温度”，去温暖每一位学生的心灵。像文友周勇的那位老师，虽然我现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尚不知道她到底是他哪个阶段的老师，也不知道教过他哪门课，但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宽容”和“鼓励”，温暖过周勇的心灵；再说我的丁永祥老师和董铭杰老师，还有儿子小学班主任陈咏梅老师，他们的课教得如何，对于现在的我和儿子而言，也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的那种奉献、认可和关爱，至今仍时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