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又一次文化宣言，首次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揭示了中华文明所内蕴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血脉延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突出、最为基础的特性之一，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血脉延续。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所创造的文明，除中华文明外，都相继灭亡和中断了，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至今。其历经夏、商、周时期的接力发展，进入春秋时期的铁器时代。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车轮继续前行，到了隋唐时期中华文明的传统进一步巩固，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多元繁荣，辉煌不断。同时，古代中国老子、孔子、孟子等一大批圣贤的出现，所著的经典作品滋养着无数中华儿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所创造的文化传承体系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持续前行，使“人性和而才惠”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更加独特，焕发出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内在的创造力。此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还来自于中国先贤对历史的高度自觉，留下了无数的珍贵史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甲骨文、金文中的史事，到《春秋》《左传》再到《二十四史》，都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都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提供了最好的物证和注释。
二、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创造发明，不断推进思想、器物、制度、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创新创造，形成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才能不会迷失方向，守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之正、理论之正、制度之正、文化之正，从而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新是指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积极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理论、实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不断提升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增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新生事物，促使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家国天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天下为公”的价值遵循，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对维护“大一统”国家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战国时期，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就主张富国强兵，统一天下。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构筑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共有精神家园，促推了各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相互嵌入。历史证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建立在“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基础之上的。它强调，我们要共同维护好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必须加以遏制一切割裂共同家园的行为；要维护好国家安定繁荣的局面，强烈谴责搞乱国家的行径；维护我国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巩固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决定了我们必须遵循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迹和正确轨道前进，既不走因循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换轨”“改道”的邪路，要走中国自己的文明之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明了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因此，只有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国各族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四、兼容并包──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历来重视对内开放，对待外来文化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充实自己。其一，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地域、民族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融，它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文明的强大磁性之下，多种文明互补、逐渐相融并融为一体的过程。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情感上，相互依存、兼收并蓄、相互亲近，为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二，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也是在吸纳外来文化中不断充实的。即使对于外来的宗教，中国也不简单排斥。其三，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只有不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充满生命力。历史上，横贯东西的古代丝绸之路给中华文明与其他欧亚文明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五、以和为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蕴藏着和平理念的精髓和要义，折射了先人的处世智慧。同处于一个文明共同体，当面临冲突时，中华文化始终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争端。中国自古就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易传》中早就提出了“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说法，道、儒、墨三家学说中则蕴含了丰富的和平思想基因。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倡导和平的理念，反对残暴的横征暴敛，孔子的“德政”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对和平安宁的追求，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这些都说明古人并非好战之人，不崇尚战争，正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这种祈求和平的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变，深刻地烙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实践中。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因子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作者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