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华北、西北地区皮毛的集散地和出口地，得此之便，天津的近代制革业起步较早，发展也较快。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设立北洋硝皮厂，这是我国第一家采用现代鞣革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近代机器制革厂。经过民国前期的快速发展，到1936年天津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皮革生产中心，其中规模最大的华资皮革厂当数华北硝皮厂。

　　华北硝皮厂诞生于1915年4月，是天津设立的第二家新式皮革厂，厂址位于河北区金家窑大街（后迁至三条石东口）。创办人王晋生（又名王健）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归国后邀请天津青年会干事陈锡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集资创立了华北硝皮厂，王晋生担任经理兼工程师。华北硝皮厂资本金最初只有5000元，1917年投产运行，随着30年代前后我国制革业的快速发展，华北制革厂也迅速扩大规模，1929年资本金增到20万元，1937年前年营业额最高为60万元，工人有90多人，职员10余人，可与中日合办（实为日本独占）的裕津皮革厂抗衡。

　　当时，制革业正处于旧式制法向新式制法的转变过程中，新旧制法在去脂、去毛、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和辅料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华北制革厂采用新式的植物鞣制法，先行浸泡皮张2至3日柔软后，放入灰池5至6日，待毛自动脱落时去毛洗灰，洗净后放置在单宁桶中，加入树皮树膏或其他矿物质，洗净晾干再施以油脂，放入轧皮机倾轧、铲板、染色、磨光后即可完工。华北制革厂主要以牛皮作主要原料，牛皮大多产自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次要原料中，除了石灰、食盐、芒硝等几种可国产外，其他均为进口，例如硫酸来自德国，纯碱来自英国，各类树皮、树皮油、树皮膏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南洋等地。

　　华北皮革厂最盛时期，拥有色箱（丹宁槽）200多个，洋灰池20多个，转鼓20个，轧皮机8架，其他如挤水机、冲皮机、片口机、压力机等一应俱全。该厂在创设时曾生产多种皮革，市场反应平淡，王晋生再次赴美学习技术，归国后采购大型机器，专产法兰（珐琅或法蓝）底皮、花旗皮、两色皮，以“象”为商标，用于鞋底制作，品质上乘，经济耐用，世人称赞“华北各工厂以华北制革厂之花旗皮、法蓝皮为最优良”，年产花旗皮5000余张，法兰皮1000余张，最高时年产总计2万张以上。在包装上，以10余张皮作为一捆，外面用麻袋包住，重量约100磅左右，以磅计价，产品除了供应天津各皮件厂外，还销往济南、北平、锦州、沧州、包头、张家口、大同、开封等地。此外，1927年华北皮革厂还添置了皮带设备，生产“双象”“象”“马”“熊”等品牌的传送皮带。

　　同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制革业一样，外资制革工厂资本雄厚、技术设备先进，原材料获得容易且较为廉价，因此，各地制革业中的头部企业基本为外资工厂。而华资制革厂资本额少、设备简陋、营业受时局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制革行业所需流动资本数额较巨，生产周期较长，华资制革业更加举步维艰。例如，1935年天津制革厂中，只有4家工厂拥有技术员；1936年时天津制革厂有60家左右，但至该年秋冬季节，停工者就有三分之一，原因是东北失守后市场损失大半，加之此前世界皮价下跌，也是雪上加霜。此外，由于部分皮革产品（例如鞋面皮等）中国不能自主生产，每年还须大量进口皮革。即便如此，华北制革厂仍旧凭借其雄厚实力，在全国民族资本制革厂中占据前列。七七事变后，受战事和日方统制政策等影响，华北制革厂损失惨重。日本的洋行、公大制革株式会社、神荣公司等机构，先后对华北制革厂进行威逼利诱，试图强行购买其厂房和机器设备，强购不成改为加入股本，企图将华北制革厂变成中日合办工厂，被拒绝后又提出租用的要求。所幸华北制革厂的领导人员均是爱国人士，日本人的企图没有得逞。此后，华北制革厂被迫将机器设备拆下隐藏，避免被敌人利用，又将厂房租给德商洋行，只留下一小部分机器维持生产。

　　天津沦陷初期，日伪当局对生皮控制不太严格，天津的华商制革厂尚能从本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购入原料，维持生产。1939年日本人成立华北原皮协会（后改为皮革加工统制协会）后，80%的生皮归日本军用，剩下的20%为协会垄断，各厂须入股才能分配到生皮。时任天津制革公会会长的王晋生带头抵制，只认一股，其他会员效仿，方才勉强维持开工，但所产鞋底皮等因战事无法运输，只限在平津两地出售。1941年后，皮革被日伪当局列入军用物资进行统制，对各制革厂实行原料定额配给，直接造成各工厂生产时停时开。华北制革厂得到的原料配给极少，每日只能得到三四套零件的“配给”（每套零件为牛头、牛尾各1个，牛足4只），被逼无奈，华北制革厂只能变卖、出租厂房设备，靠织牛毛鞋里或布线袜子勉强生存。1943年9月，为了实现华北皮毛一元化统制，日伪当局成立华北皮毛统制协会，并出台《毛革类搜集促进要纲》等文件，对皮毛的收购和配给实行更加严格的统制，由华北皮毛统制协会统一收购市面毛皮，不允许各工厂自由加工皮毛。在此情形下，多数皮革厂被迫停工，改从他业。

　　华北制革厂作为华北制革业翘楚，其发展历程及其创办人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精神，是近代天津工业的一个缩影，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