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寒冬，从维熙陪同孙犁的老朋友、作家康濯专程来天津看望孙犁。那时，孙犁还住在多伦道的大院里，屋子里没有暖气，火炉似明似暗，寒气逼人。但孙犁却安之若素，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本线装古书，让康濯和从维熙欣赏……在归途的火车上，康濯颇为感慨地对从维熙说：“从解放区来的作家中，只有一个孙犁独行其路；如此甘居清贫、远避世俗的作家，在当代怕也难寻第二个了。”从维熙说：“其文学成就，怕也难寻能与他媲美的另一个了！”
自从1949年1月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直到2002年7月去世，孙犁在天津生活了53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天津完成的，是当之无愧的从解放区走来的文学巨匠。
1984年5月2日，孙犁在《唐官屯》的开头写道：“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我背过各式各样的小手枪，甚至背过盒子炮……”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又说：“当然，没有打过仗的人，也可以把战争写得很生动很热闹，就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虽然绝对不是古代战争的真相，却能按照程式演得火炽非常。但我从来不吹牛，我在这方面有多少感受。因为我太缺乏战斗经验了。”为此，孙犁从来不生搬硬套，也不凭空想象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脱离大的时代背景，但大都呈现生活中真诚、善良、美好的一面。比如，他写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往往不是着眼于战争的惨烈和血腥，而是注意发掘战争中的冀中人民乐观向上、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写到战斗的猛烈时，他往往不用过多的笔墨进行渲染，而是把笔岔开，写战争中的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精神风貌。以描写抗日战争为主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场面，而更多的是刻画冀中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坚强。甚至大敌当前，孙犁也不去描写战争的恐怖气氛，而是展现生活中美好、光明的一面。
《风云初记》第四十节的开头是这样的：“春天，把新鲜的色彩和强烈的情感，加到花草树木的身上和女孩子们的身上。春儿跑了一阵，看看还是追赶不上队伍，就慢慢地走起来。小道两旁，不断有水车叮当响动。有一个改畦的女孩子，比春儿稍微小一点，站在那里，扶着铁铲柄儿打盹。水漫到小道上来了，那匹狡猾的小驴儿也偷偷停下，侧着耳朵，单等小主人的吆喝。”假如没有春儿追赶队伍那一句，孙犁笔下的场景就是一幅田园诗的画卷。即使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孙犁也往往是一笔带过，不会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我们的队伍和敌人发生激战，孙犁的描写也充满了抒情格调：“敌人火力很强，现在芒种他们只能匍匐前进。他们一边射击，一边注意着眼前的每一棵小树，每一丛野草，每一个坑壕。他们觉得，所有祖国大地上生长着的一切，就连那西沉的太阳，河里的泥水，也都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作战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了。” “他们跃身抢到河边。然后，一齐把手榴弹投向敌人，占据了石桥，切断了敌人。但是芒种受了伤。”这是孙犁笔下的最为激烈的战争场面。虽然也有枪林弹雨，也有冒死拼杀，但孙犁笔墨的重点并不是放在战争上，而是战争召唤下的人性的美好展现。
1992年6月，《孙犁文集》（珍藏本）出版之后，孙犁对来访的金梅说：“我自己可以欣慰的是，写了几十年，没有一篇文章是粗制滥造的，也没有一篇说的不是真心话。”这就是孙犁，始终以真诚对待读者，因此，也必然得到读者的喜爱，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尽管这种真实有可能是艺术的真实，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和加工后的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打动读者，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反之，那些虚假的、应景的、赶浪头的作品迟早要被人们遗忘，甚至唾弃。
孙犁深受鲁迅的影响，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队伍中的一员。但是，孙犁并没有将文学当作诠释政治口号的工具，而是和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和孙犁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有关。孙犁认为，“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政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我同韩映山他们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儿，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又说，“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融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这说明，孙犁并不主张脱离政治，也不反对在作品中反映政治，事实上，孙犁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反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只不过，孙犁不是机械、跟风式地反映这些政治，而是在对政治生活进行认真观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剪裁，进行艺术的反映。孙犁所反对的，是虚张声势、弄虚作假、追风逐浪、文过饰非。孙犁曾说：“多年以来，在创作上，有很多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反面经验教训，是为了什么？就是教我们青年人，更忠实于现实，求得我们的艺术有生命力，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赶浪头，要下一番苦工夫。”
与许多著作等身的作家相比，孙犁的作品数量并不惊人，但他的作品质量却很高。可以这样讲，在孙犁的作品中，很少能够找到次品，更找不到废品。这和孙犁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有关，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到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程度。孙犁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工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
孙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并非没有名利之心，特别是也比较喜欢“名”，但他所追求的“名”，是以“实”为依托的，也就是“实至名归”之“名”，而不是“欺世盗名”之“名”，“名不副实”之“名”。孙犁求“名”的前提是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时间的检验，良心的检验。他说：“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否传世，现在姑且不谈。如果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清末缪荃孙辑《藕香零拾》丛书之一《敬斋泛说》一书中有一段文字，孙犁特地请曾秀苍书为条幅，张贴座右，其文曰：“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这段话，是孙犁对自己的警示，也是对后人的告诫。事实证明，孙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到了“五不为”，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作家的理论修养如何，直接决定着作品思想的深度和作品艺术性的高低。孙犁的理论修养水平之高，在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10卷本《孙犁文集》（补订版）中，“理论”占了两卷，如果把两卷“杂著”中有关理论的部分抽出来，孙犁的理论著作将更为可观。可以说，孙犁既是作家，也是文艺理论家。而且，孙犁的文艺理论修养非常成熟，也非常全面。既包括关于文学创作的目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也包括关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写作的方法与技巧，还包括对中外文学作品的评价和赏析。可以说，孙犁的理论著作涵盖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
对于文学创作的目的，孙犁尊奉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主张。他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的作品要为人生服务，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尽管孙犁并不完全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认为，“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你想为人生，你那个作品，就必须有艺术，你同时也得为艺术而努力。”孙犁还说：“我始终坚信，我们所追求的文学，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正是这种丰富而深刻的理论素养，使得孙犁的创作有别于其他单纯以生活积累为主的作家。他的创作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是一种理论升华基础上的创作。
作家韩映山专门写过一本《孙犁的人品和作品》，其中有“淡泊明志”“编辑之德”“不善攀附”“不喜炫耀”等章节。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两点来说明孙犁的人品之高，一是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二是不贪天之功，居功自傲。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孙犁都亲身经历过，有时还处在风口浪尖上。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运动中，孙犁几乎没有写过一篇应景表态性的文字，没有借机投靠，卖友求荣，更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他宁可保持沉默。也许，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并不难做到，但在一个人人自危、是非颠倒的社会环境中，就很不容易做到。
在《天津日报》，孙犁长期编辑副刊，很自觉地担负起了培养青年作者的职责。他通过“文艺周刊”这块阵地，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作者，有的作者如刘绍棠、从维熙等，还成为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他离休之后，他也仍然关心着中青年作家的成长。他在晚年写下的《读作品记》《读一篇散文》《再谈贾平凹的散文》《谈铁凝的》《读小说札记》《我喜爱的一篇散文》《谈》《贾平凹散文集序》等等，大多都是对青年作家的提携和关爱。其中，《读作品记》中就涉及了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宗璞等，《读小说札记》中就涉及了莫言、李杭育、关鸿、古华、铁凝等。特别是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们才发现，最早关注莫言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孙犁。对此，莫言心存感激。
2007年7月，从维熙在《孙犁的背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在孙犁逝世之后，有一天，我与莫言通电话，话锋不知怎么一下就跳到孙犁辞世上来。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位大儒，又是一位‘大隐’（隐士）。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接着，他说了一件文坛内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文学上蹒跚学步时，处女作发表在他当兵的时候，那篇小说名叫《民间音乐》。他怎么也想不到那篇东西被孙犁读到了，老人家立刻写了篇评论文章，让他永生难忘。莫言自我调侃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个歪瓜裂枣，能在后来步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那篇评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今天成为一个作家，也要以孙犁的人文精神为前导。”
从维熙在文章中感叹道：“说实在话，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作家中的刘绍棠、房树民、韩映山和我──以及下一代作家中的铁凝、贾平凹受到过孙犁的浆育，当真不知道在文坛上如日中天的莫言，在初学写作时也受到过孙犁的关爱。”
对此，孙犁是如何看待的呢？
1980年9月12日，孙犁在《成活的树苗》一文中说：“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绍棠）、从（维熙）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永不邀功，永不掠美，这正是孙犁超出常人的品格。
2007年，金梅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颇受好评。金梅的概括非常准确。孙犁爱书爱了一辈子，可谓爱书成癖、嗜书如命。在现代作家中，像孙犁那样爱书、读书、藏书的作家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凤毛麟角。
孙犁的学历虽然不高，只读到了高中。但是，在同辈作家中，却少有人比得上孙犁的学养。对于吸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的文史典籍，孙犁下过很大的力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加之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养病中，他萌生了当藏书家的愿望。他曾对照鲁迅日记后的书账，购买了大量的文史典籍。到了晚年，他仍勤于读书、思考，并创立了“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这两种特殊的文体。他在“读书记”和“书衣文录”中所涉及的典籍以及近现代作品就达数百种之多。另外，孙犁在书法、画论、钱币、金石等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知识。可以说，在从解放区走来的作家中，孙犁是读书最多，学养最高的一位。
读书，开阔了孙犁的眼界，也丰富了孙犁的思想，锤炼了孙犁的文字。孙犁在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和他对书籍的热爱、研读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爱书，使得孙犁的创作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
就资历、级别、名望而言，孙犁有许多不寂寞的理由。他的许多同事、朋友，甚至学生都身居高位，他可以很方便地出入冠盖繁华之地；他有众多的追随者──“粉丝”，完全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也可以名流的身份抛头露面、说东道西。但是，孙犁对于这些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普通人，始终牢记着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他认为：“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成官场。”
“赤子之心”对于作家非常重要。孙犁说：“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孙犁从来没有当过文坛的领袖，即使曾担任过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也从来没有在文坛上培植什么势力，扯起什么旗帜，发起什么运动，也从来没有借机在文坛上捞取名声和特权。但他和他的作品，却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评论家冯健男将这一流派的特色归纳为：一、以写农村生活见长；二、以挖掘和表现生活中的“美”见长；三、以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气息见长；四、以生动的故事和画面表现渗透了政治内容和革命激情的日常生活见长。孙犁无疑是这一流派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作品就是这些特色的明证。
孙犁以自己的作品，树立了这一文学流派的典范。同时，他还培养了许多年轻的作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孙犁的书虽然从来没有成为畅销书，但却是长销书。他的书，总会有读者不断加入进来。他的书，一不靠宣传，二不靠炒作，三不靠摊派，但总能有不错的销路。许多朋友聚在一起，只要谈到孙犁，就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也有共同的感受，这便是孙犁的书耐读，值得回味，也最值得收藏。这足以证明孙犁的魅力。
在孙犁诞辰1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这位从解放区走来的文学巨匠，表达由衷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