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读书日”，一些文化单位约我聊聊相关的话题，于是想出了“读书·生活·治学”这个题目，主要是受到“三联书店”命名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虽是三家书店名字的组合，却意外巧合地概括了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首先是生活。鲁迅在小说《伤逝》里有句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小说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就因失去了生活基础而导致悲剧，所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热爱生活，好好生活。鲁迅还讲过“一要生存……三要发展”的话，有了稳定的生活，才可能安心读书。读书本身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与“新知”相联系。从生活中来的“新知”属于直接经验，通过阅读获得的“新知”属于间接经验。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能增加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能力。至于“治学”，那又是另一种高境界。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说读书的重要。读书要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通俗地讲就是要学以致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就主张“知行合一”。直接经验固然可贵，但间接经验同样重要，可以使人少走弯路，并为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倘若后人都幻想身临其境去体验《资治通鉴》所描述的具体历史语境，不但不可能，也无必要，那样会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阅读使人充实，读书的益处还有能跨越时空，让古今中外的思想诉诸读者脑海。当然，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尤其是当今快餐文化时代，那些汗牛充栋的书不可能通读一遍。读书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有的可以“泛读”，有的必须“精读”。有些书与自己的专业关系较远可“泛读”，有些对自己专业有借鉴的书应该“精读”。任何人不同阶段走过的路，作为生活的剖面叠加，都可能构成生活的景观而成为读书后的写作素材，有心人就可以写出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年轻时曾就读于天津化工学校，是纯粹的“理工男”。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一家化工厂工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高自考汉语言文学的学历，并在1989年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专业的研究生，才真正跨入了学术研究领域。早年那段生活经历的益处是，文理知识交叉在我学术文章的写作中同时注入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

　　关于“治学”，我谈不出更多的经验，自己也还处于摸索中，只能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与读者分享些心得体会。研究者的知识谱系最好是“T”形结构，“T”的上一横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识的“广”，下一竖代表研究者掌握知识的“深”，两者应该尽量结合。治学需要广采博取，循序渐进，但“广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为了酿成自己的蜜。应该海纳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结构，越杂营养结构才越丰富。又如书法家临百帖读千碑，也为的是形成自家的风格。在“广博”的基础上，研究者要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如学术界公认的，刘文典是《庄子》研究专家，姜亮夫是楚辞研究专家，周汝昌是《红楼梦》研究专家，等等。这些著名学者的国学素养都很高，他们正是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对本人而言，那些学术前辈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主要从事《红楼梦》研究，也尝试着实现从“广”到“专”的转型。通过广泛阅读发现，《红楼梦》续书是红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但从清代裕瑞以后，对《红楼梦》续书评价偏低。毋庸置疑，倘仅从文学比较的角度讲，有人对《红楼梦》续书讥之为“续貂”或“蛇足”，并不为过。对于一名文学评论者来说，可以仅限于对作品本身的评论，而对于小说史的研究者，则应总揽全局，既不遗佳禾，又不弃莠草。对于《红楼梦》续书，就应循着古代小说发展的足迹，去考察它们产生的原因，探讨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于《红楼梦》续书应打破偏见，跳出文学比较的圈子，多角度研究，方有益于全面理解其客观存在。当然，《红楼梦》续书研究毕竟是个相对冷门、偏窄的题目，因此继《红楼梦续书考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我又选择了一个较为宏观的题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申报了国家项目，结项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往红学史专著或具有红学史性质的著述，不外乎以红学历史分期为本位、以红学人物为本位、以红学方法论为本位和以国别红学为本位等类型，论述侧重点各异，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总结了其视野所及之红学，但多少也都出现了由材料和方法所带来的阐释过度或阐释缺位。而《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对红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思考。

　　《红楼梦》的研究和其他学术一样，都是一个学识与功力聚沙成塔的过程。本人也只是在红学百花园的一隅耕作，深知学术精品的打造靠的是长期苦心孤诣、潜心向学，靠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所幸人生大半时光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度过。“煮字生涯墨磨人”，曹雪芹“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作，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我会力争在有生之年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题图摄影：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