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关注并倾心于天津工人文学，是他早期党报副刊编辑工作的亲身实践，也是其编辑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一环。今天，当我们重温七十多年前的相关文字，其情其景其境，仍有生动的画面浮现，时年三十六岁的孙犁，自进入刚刚停歇炮火的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便忘我地置身于副刊园地，看稿、改稿、写“读后”，参加讲习班，目的就是使作者尽快提高文学写作能力。这种切实而有效的做法，正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初创时制定的办刊方针，孙犁既是方针的制定者，也是其五十三年副刊编辑生涯中最坚定的践行者。也因此，孙犁与天津工人文学的历史渊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并远未过时，仍是一个具有恒久热度的文学话题。

　　天津解放前夕，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便在积极筹办中。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7日一早，《天津日报》创刊号便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市民们争相阅看，赠阅的《天津日报》当天共出4版，除了前面3块新闻版，第4版为“副刊”，铅字竖排，满满一块整版，近乎有两万字的篇幅。

　　进城前，《天津日报》的建制就已经确定。其中，编辑部设有副刊科，科长方纪、副科长孙犁，分管副刊科的是编辑部副主任郭小川。这3位新中国文坛的名诗人、名作家，为早期《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创建与发展，打下了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从《天津日报》创刊起，副刊就一直是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党的文艺方针在新闻战线正确、积极的体现。

　　刚刚散去硝烟的天津，百废待兴，这座大工业城市正在向着新生起步。在组织报纸创刊期间的“副刊”稿件时，便有孙犁于1949年1月先行写就的一篇《谈工厂文艺》，可见《天津日报》副刊的办刊方针，早在报纸酝酿、筹备期间，就已经确立了。这篇文章刊发在1月18日的《天津日报·副刊》上，孙犁明确指出：“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当时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入城市，通讯社报纸电台要服务于中心工作，这也是党报副刊为顺应天津这座工商业城市的新形势、新环境而提出的办刊要求，是副刊版面倡导反映现实生活、面向基层读者的起始。

　　两个多月之后，也即3月24日，以有别于综合性副刊的纯文学副刊“文艺周刊”应运而生，每周一期。这块文学园圃，一经创刊，便肩负起无可替代的职责与责任，为能建立一支优秀的工人写作队伍，投入更多的编辑力量。首先是要深入下去，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副刊科的编辑都具真才实学，资历深厚。再就是编辑通过看稿、走访，修改稿件等，迅速组建工人作家队伍、培养有基础的写作爱好者、选登反映新思想、歌颂新人物的文学作品。“文艺周刊”初期的编辑工作，正是按照孙犁《谈工厂文艺》的思路进行着：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作坊，使工人同志们会用顺口溜、诗歌等形式，歌唱出他们过去的艰难，深受的剥削和反抗，歌唱出他们今天的主人翁感觉，建设的热情和生活的幸福。

　　经过一年的“文艺周刊”编辑工作实践，1950年1月，孙犁从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发现了一些问题，遂又写了一篇《略谈下厂》：在表现当前工人生活等方面，还是薄弱的。有些作者是把在农村积累的生活、感情，拿来写工人。生活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积累起来的，一进工厂，大家注意的是工厂外景、生产过程、机器的零件、工厂的术语。学到了这些，就开始写作，使作品里的修机、保全、整理、打轴、络纱，代替了耕、耩、锄、耪。这是必要的学习，但这只是初步的学习。我们对工人的历史，对工厂的传统知道得太少，对工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也知道得太少。这些生活知识，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积累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关于工人的有深刻意义的作品。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让工人文学创作能够提高一步。孙犁说：“我们只是想说明今天的工厂现实生活，是处在新的、激动的、充满斗争的转变时代，它不同于农村生活，也不同于过去的工厂生活。我们不能写出这样一种气派的工厂小说吗？”这是一种寄语，更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和希望。为了让工人作者尽快成长，写出读者喜欢的好作品，“文艺周刊”还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业余写作小组，编辑定期开会，根据报纸在一个时期内的宣传要求，给小组成员出题目，发放写作提纲。每次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之前，编辑都是做了充分准备，比如开会内容、涉及的问题、参会的作者等等。座谈会由负责编辑主持，业余作者自由畅谈，孙犁最后作总结性发言。

　　这是一个切切实实能使作者受益的创意，孙犁每次参加座谈都非常认真，精心准备发言稿，有的放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两篇这样的发言，一是《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在本报副刊写作小组的发言》，二是《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前者刊发于1951年1月21日《天津日报》第6版，后者刊发于1952年5月12日“文艺周刊”。在《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一文中，孙犁列出了6个小标题：《不要抄写现成的词句》《要确定发表什么主要的思想》《必须让群众知道我们》《必须有情感》《题目要小一些》《不要有固定的格式》。仅从这些小标题上就能看出，涉及的内容都是写作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也是初学写作者常常不得要领的地方。

　　孙犁列举出这些问题，是真正从看稿中来，是经验之谈。

　　比如：有些来稿中出现了固定的格式和语言，这是一般化的根源；有的作者参考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的样式去写作，这是不对的；只是重复别人的话，按照一定的格式写文章，会使写作者懒于再去深入生活、分析现实，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情感就不会表现在作品里。

　　又比如：情感是从生活产生的，写作之前，对生活的体验、分析和研究，就是情感积蓄的过程，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我们痛恨的是虚伪的情感。思想情感需要锻炼，什么是锻炼呢？就是锤击砥砺，就是放射出火花来。

　　再比如：一篇作品的开头，往往扯得很远。抗日战争时，冀中区的文章，开头一句总是：卢沟桥炮声一响。现在的则是：天津解放以后。当然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不一定用对比法。写新的事物，不和过去比，只要真正体会了，也可以写得好。题目小一点，容易掌握，情感也易充实，假如我们有五斤的内容，用一千字的小筐盛起来，比用五千字的大筐装着，就显得充实得多。

　　还比如：真实性是重要的，读者重视真实，当他们读过你的小说之后，会问你：真有这么回子事吗？有作者在写给“文艺周刊”的稿子前面写着：“这完全是真人真事，没有一点创造性，敬希刊登。”这好像创造性成了文艺作品的重大错误一样。其实，就是真人真事，也得有些创造性，就像描写真实、对话生动，都需要一定的写作能力。但假如你用了人家的真名字，写的不是人家的事，或者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人家就有提出抗议的权利。必须全面地熟悉生活，才能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对真实的追求，也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生活。

　　由《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组织的这种写作小组，是实实在在地、真心实意地为作者服务，下真功夫为写作者提高写作水平而尽心竭力。副刊编辑应提出作者写作中出现的问题，也鼓励、表扬好的文学作品。在《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一文中，针对新作者中出现的进步不明显、作品质量提升滞缓等现象，孙犁作了极为透彻的讲述，就怎样才能真正提高写作水平提出了自己经验性的见解。孙犁强调：提高作品质量，一般说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的要求应该是使我们的作品在内容上更充实一些，在形式上更短小扼要一些，在文字上更简练通俗一些，继续多写一些形式活泼、生活充实的速写和报告，以求能迅速反映天津人民的爱国增产的热情和成就，和伟大的现实生活相称就好了。

　　这篇发言稿，还举例说明要想提高作品水平，该如何下功夫。孙犁特别列出要写新鲜事物，什么叫新鲜事物、怎样表现新鲜事物、怎样才能写得生动、有生活。所谓新鲜事物，它首先包括无数的生动事实，其次它联系很多别的事物，并不偶然，也并不孤立。如果我们要认真表现一种新鲜事物，就要付出很大的力量，研究很多的材料，进行多次的观察。孙犁以写一篇关于盖新房的小说为例：除去要看一次打夯，或者帮助平一次土以外，我们还要掌握一系列材料，包括工人住宅的历史情况，这次盖房的设计精神，看看新房的模型，再实地看看旧日工人的窝铺。同时要听青年工人的要求，也要问问老太太们的心意。要了解往昔几辈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多么不方便，领会青年夫妇搬进新房的欢喜。作者要研究流水作业法，也要研究循环砌砖法。盖新房对工人的生产热情，会有多大激励。当然，这些材料不一定都能写进去，然而对我们的作品非常有用，这就像用兵一样。

　　为了写好一篇小说，在写作之前，竟然需要做这样多的案头准备。这样具体、细致的写作提示，一般编辑是难以给出的。孙犁却做到了，他面对着文化程度不高，却满怀写作热情的工人作者，将他们写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拎出来，真心交流，毫无保留地讲出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体现了一名党报副刊编辑的良苦用心与炽热胸襟。

　　在这两篇发言稿中间，孙犁还在1952年3月31日，在“文艺周刊”写过一篇《论切实》。在这篇近七千字的文章中，孙犁从已经发表的小说中，挑选了几位工人作者的小说，单独进行了极为切实的剖析，对作品成熟的地方予以肯定，不足之处提出来加以改进，重点是在作品的薄弱之处。孙犁指出的问题，涉及创作规律，是写作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即使对照现在的写作也是具有前瞻性和实际意义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可谈，也没有可资借鉴的范例，孙犁充分意识到工人作者的写作，绝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要下功夫辅导。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认识，孙犁曾只身下厂、下郊区，写作了一组来自生活一线的文学速写，这便是后来的《津门小集》。经历过这样的实地采访、切身体验，孙犁在对工人作者的作品进行阅读、分析、思考之后，提供了自己具体的指导意见，这种扎实、务实、切实的编辑作风，对作者写作成绩的提高，无疑是有益和具实效的。

　　那个时候，孙犁年轻，有一股热情，对副刊工作全身心投入，如此细心、耐心、苦口婆心地分析作品，还不曾听说哪些报刊编辑有过先例，在报纸副刊园地精耕细作，期待有成熟的树苗移植出去，自成风景。这是孙犁一以贯之的编辑思想，也是党报文艺副刊贯彻始终的办刊方针。

　　在逐渐成熟的工人作者队伍中，终于有了比较突出的作者，孙犁就将他们单独举例，予以介绍。其中之一为阿凤。作为一名铁路职工，阿凤的写作始终是在“文艺周刊”的关照之下，当他取得了一定的写作成绩，孙犁便执笔为他点评《关于生活报告──介绍〈在列车行进中〉》：这篇生活报告写的是这一职业的工人生活，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所以铁路职工看后觉得亲切真实，其他行业的读者也觉得亲切真实，这是因为作者熟悉身边生活，真实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是通过生活来表现思想，不是用抽象的认识说明生活的形象。这篇生活报告写的是春节的夜晚，列车在顺利行驶，一个烧火工人想到半夜就可以赶回家，老婆正在等着他煮饺子，他此时想到家里的煤不好烧，便想将列车上的好煤块儿带些回家。这样一想，工作走神了，列车行进缓慢下来。他的思想在交战，又想到新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奖掖和照顾，思想又清晰明亮起来，工作松快，列车又顺利行驶。文章结尾提到家里已经领到好的煤块儿，首尾呼应使文章有了力量。这篇生活报告，还不是一篇小说，但它来自生活的第一线，属于一篇好的文学作品。

　　单独举例推介的工人作者，还有来自中纺的工人大吕，他也是工人作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的作品在众多来稿中脱颖而出，成为“文艺周刊”的重点作者。在发表了多篇作品之后，大吕被孙犁著文表扬。在《郝家俭卖布》一文中，孙犁说：小说《郝家俭卖布》比之前发表的《于师傅这二年》，在写作技术上，主要是在处理题材和主题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小说写了一个落后的、保守的工人的进步，它所达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写出了比较突出的两种工人性格的典型，一个是主人公郝家俭，另一个是青年工人杨涌泉。前者是从旧社会熬炼过来的老工人，后者则是接受新道理、新事物较快的年轻人，在大变革的时代里，这两个类型的工人，在生活、工作态度、思想感情上均有所不同，必然引发矛盾。作者就此展开故事，发展性格、完成人物塑造。小说的结构完全源自生活，情节是紧张、动人的，设置了认购公债、老郝加点、医院探病等，这些场面都写得精简、真实。

　　这两篇重点作品的点评，时间都是在1950年3月，也都是孙犁在看过原稿之后的感想，写得准确、到位，在一个月内连续为两位作者的好作品点赞，无非是想向读者推介优秀工人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可见编辑的喜悦之情。同时也证明这种行之有效的编辑方法，正是党报文艺副刊的所长和优良传统。

　　在天津解放初期，至随后的多年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阿凤、大吕、滕鸿涛、万国儒、董迺相、崔椿蕃等等。他们连续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散文及短篇小说，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孙犁在为阿凤的《在列车行进中》写过推介文章后，又在副刊写作小组会上，提及阿凤的创作，说阿凤在发表《在列车行进中》之后，写了很多题材类似的文章，人物总是张大车、小李，内容和写法凝固起来了，经过邹明和他研究，把题材的范围放开，从铁路上各种新的生活气象写起，形式灵活短小，变化多一些。这样一来，阿凤的创作道路展开了，后来发表的《慰问袋》《罐头与牛》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大吕是个笔名，在纺织系统工作，在孙犁评过他的小说《郝家俭卖布》后，他又写了一篇《田玉兰搬宿舍》，孙犁在学习小组点评时说，这篇小说的新事并不多，但所写的工人的生活谈吐、家属住房的历史上的问题等都很生动，作者把棉纺工人的特征、习惯的生活都写出来了。“文艺周刊”老编辑邹明重新调回《天津日报》后，主持《文艺》双月刊的编务，他负责联系的老作者中，就有大吕的名字，可见他们有着相当熟稔的关系。在《天津日报》副刊学习小组会上，孙犁也曾提到过滕鸿涛，说他在“文艺周刊”发表的小说《皮猴》，事情并不大，但联系的生活和情感很丰富，我们欢迎这类的文章。董迺相是在天津机车车辆厂工作，作品朴实而富有生活气息。“文艺周刊”于1979年1月复刊后，也是重新调回报社主编“文艺周刊”的李牧歌，就找到董迺相约稿，重拾旧谊。还有天津汉沽盐场的崔椿蕃，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一生中的写作均以盐场为题材，被称为新中国盐字号作家第一人。特别是他19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印数高达80万册，2022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他生前续写的《盐民游击队》下册，与上册合卷出版，此时已距崔椿蕃病逝30年了，可见这部长篇小说的恒久魅力。

　　以孙犁为代表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使得天津工人文学创作出现了高潮期，好作者、好作品不断涌现。但与此同时，孙犁也及时发现并提出问题，真诚帮助工人作者提高写作水平。1979年3月，孙犁应约为《阿凤散文集》作序，他们的文字之交已有30年，孙犁知道阿凤的为人，也熟悉他的作品，不仅在当年称赞他的创作佳绩，而且在“文革”之后，不忘旧情，为阿凤写了这篇饱含挚情的序言。

　　对于老作者、老朋友的写作，孙犁也从来都是以真心、真情待之，在这篇序言之前，孙犁还曾写过一篇《编辑笔记》。在文章中，孙犁谈到了两位工人作者，其中一位就是阿凤，孙犁在肯定了阿凤的整体创作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希望加强故事的广阔性、对人物刻画再多用一番力量、让主题发挥更有抒情性。孙犁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文章中也并没有写出阿凤的名字，其诚意可见一斑。还有万国儒。孙犁曾写过一篇《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文中回顾了万国儒的创作成绩，还列出两个小标题《要扩大生活的视野》《扩大借鉴的范围》，期望万国儒今后会有更大的成就。时在1979年。

　　也就是在那一年，“文艺周刊”复刊，在主编李牧歌的主持下，这些老工人作者的作品，重新出现在版面上。我也与阿凤、万国儒、滕鸿涛、董迺相、张知行等人有了联系，重新集结新老作者队伍。阿凤担任过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为人谦和，稿件总是抄写得干干净净，字也秀气，从不摆老作家的架子；滕鸿涛因为写作成绩突出，被调至兰州铁路报社工作，在“文艺周刊”出刊一千期、两千期纪念时，他都曾写来过回忆文章；董迺相不善言谈，稿子也是抄写得工工整整……

　　这些记忆都有文字可查，在“文艺周刊”深情的版面里，孙犁前辈的笔记、话语，凝固在一代代作者的回忆中。光阴流逝。2022年10月7日，天津市作家协会在河北区作家协会的协办下召开“孙犁与天津工人文学座谈会”，与会者以亲身经历，分享了孙犁关心工人文学作者及工人文学事业的温馨往事，认为孙犁是天津工人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深入生活，为工人作家的成长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就是在河北这片热土，曾经有过许多工业大厂，也出过多位工人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回首往昔，这片热土不忘昔日辉煌，感怀当年艰苦环境下，工人作者们辛勤写作，为天津工人文学创作赢得了声誉。老作者们还回忆起，1994年夏天，孙犁曾应邀为《工人文学报》拍摄过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这是孙犁不忘旧谊，始终关心、支持工人文学的有力证明。

　　回顾《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天津工人文学的扶植、帮助，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即使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也仍然饱含温情。那段历史带有时代的烙印，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怀想的人与事，是为之付出心血的编辑与作者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非凡贡献，也是天津文学史最为骄傲的篇章之一。

　　2022年10月5日初稿

　　2023年4月3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