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声中，中国作家协会与总政治部文化部联合召开文学工作会议，天津作协有一个参会名额，自然是时任天津市作协主席孙犁的任务，但他对参加大会又要听报告又要做记录，吃不消。转过天来，上下午小组会，又要听大家的发言，又要谈自己心得，吃不消。晚上大概还有文艺演出，不去又不行，吃不消。他立即作出决定，对我说，你去吧。我当时虽然只是市作协副秘书长，但头上还戴着常务的帽子，实际上是天津作协的负责人。作为作家，我当时已出版两本小册子──《大风暴之歌》与《吉鸿昌壮烈就义》，另有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够得上走正路的作家。果然，名字报了上去，请柬立即飞了过来。

　　开大会那天，我去迟了一步。除了参会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听报告的人。我想在后排找个座位，不行！中排前排，不行！只有第一排还空着一个座位，别无选择了，我坐了下去，这才发现和丁玲坐在一起了。我当然不声不响，丁玲却问，你是哪来的啊？我说我从天津来的。丁玲十分兴奋地说，我正想到天津看望孙犁，我想多带几个人，可以吗？我说我们欢迎，我们招待。当时约定她把信寄到天津作协孙犁同志收即可。

　　很快，孙犁收到来信，要我立即派人到北京接他们。其实来的人并不多，与丁玲同行的只有一人，是北京文联的一位负责人，他不是作家，更意外的是，他们不是从一等车厢出来的，而是从三等车厢走出来的，丁玲有一句妙言：这更大众化一些。

　　安排好旅馆，用过午饭，丁玲立即去看望孙犁。孙犁听着车喇叭响，已经抢先来到院中了，将客人迎进房门以后，我就退出来了。我想他们一个是大灾大难磨炼过的人，一个是经历“文革”苦不堪言的人，我最好不夹杂在当中使他们碍口。不承想，这是最大的失算。后来据天津日报的同志讲，他们没有诉苦，只是探讨文学战线如何拿出像样的作品、能传世的好作品。

　　丁玲来津影响极大，一位领导由我陪着去看望了丁玲。丁玲正盘腿坐在沙发椅上，用右手捶着胳膊，话很热切，哎呀，你怎么来看望我呀。领导说，你到天津我能不来看你吗？话语也十分亲切。

　　天津市文联主席李霁野也由我陪着来看望丁玲。丁玲这回从沙发椅上站了起来，用双手握住李霁野的双手，哎呀，我们早就该见面啦。我们都是鲁迅培养的啊，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两个人紧握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我看了很感动。

　　孙犁听了也很感动，说丁玲是真性情的人，她压不垮也弯不了。我们请她吃顿饭吧。我说这顿饭可是难请，领导都出面了，你给他打招呼不打？他是来还是不来？孙犁又吃不消了。我说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说给丁玲，看她怎么说。

　　丁玲连忙摆手，不要设宴，设宴谈笑风生，人人都在餐桌上开口，都是空话，我看我们还是实打实吧！你看这样，来看我的人很多，难道谈到中午就分手，连个饭也不吃吗？我看，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可是，你能记账吗？

　　我说，你尽管加菜，你留他们吃饭，统由我来报销。

　　第一位吃到加菜的是一位女作家，她当初在打倒丁玲的运动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这回是硬着头皮来见丁玲的。丁玲居然不提这事，只问她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这位女作家特别感动，说丁玲的大度永世难忘。

　　第二位吃加菜的是诗人鲁藜，他说他最佩服的一位作家莫过于丁玲，丁玲是把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写到作品里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党的理论指引下，到群众当中去，写出长篇一部、中篇和短篇好几部的作家，她不光作品多，还在文艺工作中耕种得很勤奋，是个了不起的、有热情的文坛领导。

　　这些语句都很深，我一直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