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犁”丛书是孙犁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一套纪念性书籍（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包括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部作品，对于孙犁研究界来说，是颇值得关注的成果。丛书给人印象最深处在于五位作者自觉选用“情”与“史”相融合的写法，一方面，丛书在“情”的驱使下策划、成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五位作者与孙犁在工作和日常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同时建构着“有情的”孙犁形象；另一方面，丛书作品虽以散文笔法行文，但严谨考据地提供了孙犁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新史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我与孙犁”丛书的设计、写作、成书，皆是由“情”驱使。如策划者宋曙光所言：“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书。”正是怀着对孙犁的敬意和怀念，才诞生出一套如此深情之作。
从写作主体层面来看，五位作者都与孙犁交往密切、拥有丰富的孙犁阅读史，且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紧密联系，这些要素决定了他们是少数的能够将作家孙犁、编辑孙犁、日常孙犁等多重身份凝合起来的群体，作者在个人的孙犁交往史和研究史中，与孙犁及其作品建立起深度的情感联结。
也正因此，卫建民毫不吝啬地直陈“我还是要表白自己对孙犁作品的偏爱”，冉淮舟铭记着孙犁对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帮助“教我为文之法，更教我为人之道”，肖复兴忆起“那两年，给孙犁先生写信，盼望孙犁先生的回信，让日子充满期待”…… 各自表露着孙犁在他们内心中的分量，这种与孙犁密切交往的经历，使他们对孙犁的情感真诚热烈，自然地生发出感动人心的力量。
在五位作者满含深情的凝视下，孙犁的文与人也尽是情义无限、深情款款。宋曙光回忆孙犁向田间约稿的细节，看到他对晋察冀时期老诗人的深深战友情；谢大光邀孙犁谈母亲时，他以“母亲很苦”“母亲很细”俭省而绵延地表达对母亲的心疼与深爱；卫建民认为孙犁的创作“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带情感”“他是生活在情感世界里，靠情感维系自己的艺术生命，又是以自己的情感打动人心的作家”。可以说，“情感”是孙犁的人与文相一致的质素之一，而“有情的”孙犁也为当前和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我与孙犁”丛书作者详细、严谨地还原记忆中的孙犁往事，同时通过展示个人收藏的孙犁信件、照片、书法作品、寄送的明信片等，为当代孙犁研究提供宝贵史料，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忆前辈孙犁》中，宋曙光讲述了1994年魏巍夫妇探访孙犁，从维熙、房树民1999年春到医院看望孙犁，以及2001年铁凝探望孙犁等事件的细节，对已有史料作了详细补充。此外，该著还考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办者、记录《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成书前后，讲述编辑、作家的往事，看似偏离了回忆孙犁的中心，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些人事均与孙犁紧密关联，作者是将视野扩大到孙犁的“朋友圈”，由与他相关的文化活动展开更丰富的面向。
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记录了他与孙犁讨论其作品、文艺观念等的往事，与正式的文学访谈不同，二人是在日常聊天中涉及文学话题，随性而坦然，更真实自然地展现孙犁本人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心态，提供给学界纵深理解孙犁创作及其精神空间的可能。
丛书收录的孙犁与各作者的通信，为当代孙犁研究提供重要的文学史料。五位作者基本都有与孙犁通信的经历，部分信件此前虽曾公开，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面貌，当数“我与孙犁”丛书中的收录。如《欣慰的回顾》中的《孙犁〈幸存的信件〉补遗》一文，补充孙犁在1971年5月10日和1973年3月22日给冉淮舟的两封信，更新了二人通信的史料；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中完整收录了孙犁的21封来信，同时将致孙犁的信件编入，完整呈现两人通信的全貌。
值得提到的是，《耕堂闻见集》中的《日记中的孙犁》，展现了卫建民1981年至2002年的日记中，所记录的二百六十余次与孙犁相关的内容，包括与孙犁通信情况、孙犁的生活情状、作品发表、出版等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孙犁研究史料。
另外，丛书中收录的图片也是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包括孙犁的书信原件、书法作品、明信片、与亲友的合照，以及孙犁作品手稿、亲拟的编选目录等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谢大光参与多部孙犁文集的编选，他收藏了数篇孙犁作品手稿，如《与友人论学习古文》《曹丕：典论下·论文》等，清晰直观地反映着孙犁写作中修改、增删语段等细节，是进行孙犁创作内部研究的宝贵参考；又如孙犁本人亲拟的《耕堂读书记》《如云集》等文集目录，是他对个人文集编选工作重视和参与的表现。
五部作品中还收录有孙犁书法作品数幅，皆是作者受赠于孙犁，不仅见证着孙犁与他们的深厚情谊，就书法作品本身而言，还隐含着丰富的史料研究价值，据丛书中收录的资料来看，孙犁所书内容有杜甫诗、阮籍诗、《颜氏家训》《赤壁赋》等文段，直观反映着孙犁的古典文学偏好和文学志趣，实际上也为孙犁的阅读史、文学心态的形成与变化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切入视角。
自孙犁2002年逝世以来，文学界形成了以孙犁忌日、诞辰周年为节点集中开展孙犁纪念活动的传统。从纪念专著的出版成果来看，主要有缅怀孙犁文章汇集成的纪念文集、亲朋所著的缅怀之作和具纪念性质的研究专著三类，“我与孙犁”丛书就属于亲朋所著的缅怀之作，是充分融合了知识人的“孙犁情结”与史料自觉的作品，试图在“纪念”中构建孙犁“在场性”，推动其文其人的“不朽”。
客观而言，“我与孙犁”纪念丛书是情与史相凝合之作，在某些层面上抵达了纪念的纵深。丛书既弥补了以往大部分孙犁纪念文章由于个体经验过强带来的理性不足这一缺陷，也在文学史料的汇集中加入作者记忆中鲜活的孙犁往事，使严肃的史料中透露着“人”的声音，从而拓宽文学史料的功用，为孙犁创作心态、风格转型等复杂问题提供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在作者充满真情的往事回想中，孙犁形象建构得真实、生动，“我与孙犁”中的“我”也超越了丛书作者的所指意义，从个人的“印象记”转变为公共资源和大众记忆，“我”扩大为读者群体的泛指，从而增强了孙犁及其作品的当代生命力，进一步推动孙犁的经典化，是该丛书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