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散文》月刊创刊，创刊号刊发了孙犁《度春荒》《村长》《凤池叔》《干巴》一组短文，为先生“乡里旧闻”系列散文第一批收获。刊物出刊后，专程去耕堂，征询先生意见。先生兴致好，见到我说：“你们的第一期，除了丁宁那篇，大部分都看了。还可以。茅盾的不错。刊物的补白，给人一个印象，为补白而补白的尽量少。鲁迅的短文也有补白。但在刊物上，现在有明显补白的意味。作者也不好。版面要力求大方，不能太挤，要给人以比较舒展的感觉。给我的刊物，已经送人三本，谁来了我都替你们宣传。”
创刊号“笔谈散文”一栏，发表了施蛰存先生专门写的《回顾与前瞻》。孙犁仔细读了，建议我们：“请他写些编《现代》杂志的回忆录，或体会。那是第一流的刊物，现代书局出的月刊。”
那天正好韩映山在，一起议论《散文》。韩说，能否开个专写新人的栏目，“新人物志”，以写风貌为主，发一点议论，吸收报告文学的一些长处。每期有一两篇为好。比如《张士珍在家里》这样的。
1980年7月29日。听说孙犁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早前去探望。耕堂门前露台上，用几块红砖搭一长条木板，并排摆放着十几盆花，窗下，一架葫芦顺着窗台攀援而上，远远看见孙犁围着花忙碌着，见我过来，拍拍衣服，让我进屋。我说先看看花。在这儿聊聊多好。孙犁说，他觉少，每天4点多就起床，给这些花儿翻盆、浇水、修枝、施肥，忙活到吃早饭。我向他请教养花之道。孙犁自嘲地笑了起来，说，我可不是真正的养花人。侍弄花草不过是为了活动身体。身体越是不舒服，越是坚持活动，对写作大有补益。孙犁又说，他住的大院里，“文革”前家家养花，光白海棠就有十多盆，真是个大花园，现在差多了，这几盆花还是近两年人家陆续送的。进屋后，我问孙犁这几天写东西吗？孙犁说，在看刘绍棠的中篇《蒲柳人家》。身体不好，屋里光线暗，借着窗前的微光，坚持读完了。小说本来时代气息不浓，当标签硬贴上去，写三角恋爱，和社会、人物命运没有多少关系的爱情纠葛，一写就是三角。现实主义走样了。现实主义有个师承关系，哪一流派，有哪些发展。别看热热闹闹的，没有多少能留下来。一些不搞创作的纯理论家，把青年一味捧。刘绍棠也说，老作家，都不对青年人的作品说心里话。我很胆小，怕得罪人。像萧也牧，就是个悲剧人物，爱直言，得罪了人。他家属几次让我写写，我不好写，一写就涉及到一些人。7月里突发头晕，摔倒两次，写东西心发虚。吴泰昌来津长谈一次，走后几天几夜没睡好，牙肿了，又补写三页稿纸，加进去。我一想到病就怕，不是怕死，是怕给人添麻烦。
1981年11月2日，周一，阴天。下午到孙犁家，有客在座，六十岁上下，红黑的脸，皱纹横竖。孙犁介绍说，老张是老战友，现在南郊卫生局工作。1947年，编《冀中导报》，老张办造纸厂，说造纸厂，实际上就是两台骡子拉的石碾。双抄纸，贴满村墙上晾干，贴是个技术活，贴不好就满村飞得都是了。孙犁说起往事，红光满面，眼睛睁大了，身子靠在藤椅上，不时朗声发笑。造纸厂用收集来的旧书做原料，泡纸浆，总是先让孙犁挑一挑，有用的留下。孙犁在散文《静思》中写到过。孙犁对《冀中导报》很自豪，问老张当时发行多少，现在都很难找到了。图书馆里即使找到，也都破损，土造纸还是不行。
老张走后，孙犁又谈起周扬辞职问题，对文艺界形势很关心，表示要过一段再写，现在也不知怎么好了。前些天，写了首长点的诗《吊彭加木》，原不想发表的，李牧歌来（时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看见了，非拿走。（《吊彭加木》写于1981年10月21日，载1981年10月29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1982年12月17日上午。在报纸上读到《谈美》，文前小序简要说明，该文出自与一位西北大学研究生谈话的提纲。我有些好奇，孙犁难得有这样谈话的兴致，从文字上看，论述精辟，都是深思熟虑的见解，并非一时之兴。什么人，能有这样的幸运！今天在耕堂，向先生问起。孙犁说，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姓李，三十多岁，准备写毕业论文，导师姓唐，是朱自清的学生。这位李同学先是来信联系，我回复说身体不好，路又远，有事写信吧。信可能还没到，人从西安就来了。我问他论文的内容，他说是作家对美的看法。他的论文有些新东西，论述比较生硬，我和他就谈了起来。边谈边记下要点，后来整理成文。谈的时间不短了，我说还谈吗？对你很例外了。关于美的话题，这回谈得比较系统。
我说，这个年轻人很幸运，您平日难得有这么好的兴致。孙犁说，我身体不好，总怕怠慢了人，得罪人。要看精神好坏，很有关系。要赶对了。有天中国青年社来人，正好我有病，客人也多。讲到四本书，她记不下名字来。我写在纸上，递给她：“你记到本子上吧！”结果她又问：“您一天都怎么过？”我是个病号，还能怎么过。我就有些反感。
1983年4月29日，1983年5月3日，两次到耕堂，前次郑法清在，后一次，柳溪在。
孙犁见到我，先是说：“后记写得很好（此处指遵先生嘱，刚写出的《孙犁散文选》编后记）。”接着又说：“进城后，我是尽力写郊区。每天白天去农村，晚上回来写两篇速写，很卖力气。后来‘文革’时批我没干什么活，我是不服气的，但那终归是表面的东西。对于郊区农民，我没有对冀中农民那样深的感情。我现在写的小说都是实录，当然不是说这样好，而是我觉得这样写，比较适合我的情况。河北师大一位同志比较了解我，劝我别写这些小说，太伤神。但我只能写这些。这一段，准备写10篇小说、10篇故事。有一篇《夜晚的故事》，是写晚上院子里的活动的，花盆常被孩子偷走，邻居家的猫都丢了，后找回来，变了模样，眼圈都涂蓝了。”
郑法清问起换住房的事，说您这房子太旧了，又不安静，早该换了。孙犁笑着说：“现在都讲‘交流’（交换）。我没有什么可给人家的。原来还给人家看些稿子，写点序，现在也声明不写了，看不了了。因此，房子就解决不了。
“进城以后，我是看了很多古书，搜集、整理，但也要有中学时的基础才能看懂。养病时看得更多一些。一生心灵上的创伤很多，‘文革’是一次集中的爆发。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说创伤有肌肤之痛和心灵之痛。肌肤之痛，有人已淡忘了。）
“五一时，院子里孩子们多，窜来窜去，大人们说，叫孙爷爷！我站外边，也招呼不过来，就躲在屋里，拿起杨肇祥提的问题，越写越有词了，写了8页稿纸，是我近来写得最长的一篇（即《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有一个人名（张溥，字天如），虽然记得很清楚，也要查原书。
“‘文革’后期，无事可干，除写书衣文录，就是写年表，后来抄出几篇较完整的。
“给你写‘读书记’，最费精力。桌上摊一堆书，下笔很慎重，恐怕出笑话。鲁迅当年那么慎重，还出错误，但要尽力避免。
“（19）56年一场大病，躲过了‘反右’。鸣放时，常有人来找我。我说，我人都顾不上了，还能鸣放吗？遂躲过。否则（19）57年是在劫难逃的。我是目标之一。”
1983年8月27日。到孙犁家看望，约有一个多月未来。从近期《天津日报》重发孙犁早年谈报告文学的文章（《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1941年10月冀中区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刊发）谈起 。孙犁说，他自己都没有记起这篇文字。河北省博物馆找到后，将抄件寄他。我说，发现他早年的观点和现在似有不同。孙犁笑着表示同意，但说，又不是矛盾的，完全相反的。现在强调真实，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不真实的太多了。早年看理论书多，文章都是谈理论。现在看书少了，只能谈些印象了。
我谈到他年轻时，很有锋芒，写文章不怕得罪人，基本上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管对方能不能接受。现在虽然常有人说您文章如何锋芒，比起当年差多了。只是别人的文章更圆滑一些，就显出您的锋芒来了。我提到1952年给安乐师范学校几个学生的信，若是现在写，绝对不会写成这样的。
孙犁说，是的。青年时热情，少顾虑，当时的环境也使人很少想自己。现在看到早年的文章，都不相信是自己写的。
我说，这是文坛很可悲的事。谈到现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些情况。
孙犁说，青年没有比较，有各种偏爱和看法是正常的。鲁迅当年喜欢迦尔洵、安德烈耶夫，都是文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的作家，但与他当时的感情比较投合，就翻译、推荐。和鲁迅后来喜欢的果戈理、高尔基等，相差太远了。青年人有些偏向，不要大惊小怪，现在批贾平凹，大可不必。经过比较，他们会找到正确的东西。
我说，过若干年后，青年人中还会出现“鲁迅热”的。看了很多东西，一比较，最深刻的还是鲁迅，其他人是没法比的。孙犁说，是的。
谈到近期写作。孙犁说，从8月17日下雨那天，开始恢复写作。让我闲着没事，我是呆不住的。已经写了两篇，一是游记（《一九五六年的旅行》），济南、南京、杭州；一是书简，写给贾平凹的，都给了《羊城晚报》。写东西怕给刊物，拖得时间长，就想早些看到。这是老年人的心理吧。下一段还想写点读书记，梁启超等，但又怕麻烦。一写，就要把书摊开。因此，可能先写几篇记住院和住疗养院生活的。
1984年6月初。一次在耕堂聊天，孙犁问我：“听他们说，你也写散文。拿几篇给我看看。”我说刚学着写，不成样子。回去找了《落花枝头》《离宫月夜》等六篇发表过的，拿给先生。大约过了一周，再去耕堂时，孙犁说，几篇散文看过了，文字不错，有些新东西，但还不够深。主要是对生活看得不深。对生活要看得透一些。多读书，多思考。具体意见，要再想一想，准备写一封供公开发表的信给我（即《散文的感发与含蓄──给谢大光同志的信》），又说，对有些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做好自己的工作，在事业上求得发展。作协的人事安排，根本不听我的。辞职也不会理会我。
1986年12月一个周末，看望孙犁。一进门，孙犁即兴高采烈告诉我，为他的“读书记”找了个“地盘”。地盘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孙犁说，一是字大，好看，二是校对认真。以前给《光明日报》发，都要大样寄他自己校对。我又补了一句：“还发得快！”孙犁哈哈大笑，情绪极好，动手拿出报纸给我看。文章发在二版右上角，我点着说：“这就是您的地盘，占领下去吧！”
孙犁说，这几天连写了三篇读书记，正在改的一篇，放在茶几上，我拿起来看，是写《世说新语》的，对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讲得透彻。又说起在《羊城晚报》发的谈杂文文章，拿出报纸让我看。孙犁说，关国栋来信，邀请去广州开杂文会，名单列榜首。他哪里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也不去的。孙犁对《羊城晚报》印象颇佳，“花地”编辑万振环请他题写书名，他怕写不好，多写了几张寄去，万振环收到表示，不用的也要“珍藏”。每次寄稿去，万振环必三回信：接稿一封，发排一封，刊出寄样报又是一封。他很感动。
孙犁问到我的写作。我诉了一通苦，内心无法安定之苦，被一些失望、无用的想法纠缠。孙犁说：“我现在除了看书、写作，对任何事也没有一点兴趣。”我说：“您写了这么多，对这个大杂院的人事是非，可从未涉及过。”孙犁有些狡黠地笑了：“邻居是不能得罪的。”
1987年7月，同事小李有些问题想当面请教孙犁，让我找个机会陪她去。小李大学毕业不久，说话直率，问孙犁：从文章里看得出，您虽然不想当官，更不愿让人看不起，受轻视，是这样的吗？
孙犁说，我不是不想当，而是当不了。试过几次，都不行，抗战后，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让我当秘书，熟悉的人都说，他干不了。推了。（19）49年到报社，总编王亢之调到市里，让我跟他到市委宣传部，我未去。后任总编，原来对我不怎么样，和王有矛盾。王一走，以为要赶我走，结果却请我吃饭，又吃了冰糕，吃拉稀了。一定挽留我。也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吧。
小李接着说，您适合干出版社，不适合搞新闻。
孙犁说，从苏联访问回来，冯雪峰对我挺看重，要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市委也同意了，我自由主义惯了，不想去，后来有些后悔。和冯夏熊谈起过这一段。冯说，亏了没去。和我爸爸在一起，你更吃苦头了。
孙犁又谈书报文章出错误现象。《文艺报》上冀汸文章，说《马氏文通》是宋人著作。这样的笑话我也闹过，章太炎、章炳麟没搞清，还有叶德辉。手头备个词典，要随时查。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