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增长点，与新发现的史料的质量、数量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范式”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史料挖掘、整理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如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所说，“史家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近期孙犁研究较为活跃，引人瞩目，原因是，孙犁创作与“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复杂缠绕，有待厘清，吸引很多学者著文阐释。与此同时，史料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成果，是孙犁研究的重大发展，可圈可点。

　　一

　　2022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纪念丛书“我与孙犁”，共五册，分别为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孙犁，正如策划者宋曙光在总序中所说：“孙犁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书。”统观五册，丛书集回忆、史料、研究于一体，不仅有基于感情的纪念意义，对于孙犁研究来说，还有相当高的史料建设意义。

　　“我与孙犁”丛书的特点极为鲜明：

　　一、保留着人际交流的“体验感”。丛书的五位作者大都与孙犁相识，因此，回忆从体验出发，言之有物，可信度很高。从他们的视角，可见孙犁的居住环境、行止坐卧、音容笑貌。如宋曙光在《忆前辈孙犁》中，讲到自己去为晚年的孙犁理发：“理完了，孙犁就抢先拿起扫帚，扫地上的头发楂儿，我怎么说让我来扫，他都执意不肯。”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一篇中回忆，孙犁“不善言谈”，但“声音却浑厚、洪亮，显得底气很足”，原因是，孙犁在抗战期间教书时，“操场上搭起一个大席棚，可坐五百学生”，“讲课必须大声喊叫，而且一节课就是三个小时。这就像戏曲演员天天吊嗓子一样，自然练出了一副好嗓门”。

　　二、披露了诸多孙犁的“集外文”。丛书中，大量材料都是孙犁文集外的文字，没有面世或很少得到关注。卫建民的《孙犁致卫建民信62封》、肖复兴的《我和孙犁先生的通信》（1993.3—1995.8）公布的信件，很多不见于孙犁文集，是晚年孙犁研究的重要资料。结合《孙犁文集》（201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其他书信，可知孙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书信书写的高潮时期。他足不出户，却写了很多信给年轻朋友，与他们交流生活、读书，坦诚真挚，形成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一点，此前学者关注不够。

　　三、形成合力，建构了晚年孙犁与年轻朋友的情感、学术共同体。丛书体现出孙犁研究的传承意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犁崇尚“人淡如菊”，虽未有立派之意，却始终感染着周围的青年，这是纯粹的文学之力，正如冉淮舟在“后记”中，回忆《铁木前传》的出版：“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六十多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到天津百货大楼对面的和平路新华书店，花二角六分钱买下这本书的喜悦情景。”

　　就孙犁研究而言，“我与孙犁”丛书堪称史料富矿，价值重大。首先，丛书完成了策划的初衷，即纪念孙犁去世二十周年，同时，也为孙犁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鲜、可信的材料。由此，孙犁晚年的交游、生活，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目前，晚年孙犁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且有一定争议。孙犁晚年心态，不仅是传记研究的对象，也包含着深刻的生命诗学内容。探讨这一问题不是本文任务，但笔者想指出，“我与孙犁”丛书中的材料，相当程度上，将拓展、改写关于孙犁晚年的讨论。其次，考虑到曾经与孙犁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员将逐渐减少，这批材料还有很强的“存档”性质，非常及时。

　　二

　　在作家研究中，传记、年谱一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建设工作。尤其是年谱，要求对作家全面掌握，需要投入很多精力。此前，关于孙犁生平研究的资料，基本来自他自己编写的《善阗室纪年》摘抄。一是比较简略，短短数页；二是不全，截止到1949年。另外，坊间还有郭志刚、章无忌的《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管蠡的《孙犁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各有特色。但是，更具史料价值的年谱一直没有出现，是一个缺憾。

　　2022年，段华编著的《孙犁年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参阅最新发现的史料，是《孙犁年谱》的特点之一。如1959年1月致康濯信，不见于《孙犁文集》，为2019年颜建华、黄远发披露。《孙犁年谱》参阅了最新成果。信中，孙犁抄录了“病中偶尔为之”的两首旧体诗，自称“多不健康，亦不协音律”。其一为：“高楼空自赋去归，小园春色意迷离。少女蹀躞花径过，黄蜂误向头上飞。”其二为：“削岩独面海潮来，天地盈亏信有时。金刚譬说如梦幻，此情只应浮鸟知。”可见孙犁当时的心境和旧体诗功底。对以往信息进行辨析，是《孙犁年谱》的特点之二。如1927年，孙犁入育德中学时间问题。《孙犁年谱》说：“孙犁回忆文章及其他研究文章说孙犁是1926年入学，不确，据《育德同学录》，孙犁系1927年8月入学。”通过确凿史料，明确解决了此前模糊的问题。站在研究者视角，对年谱涉及问题做出综合处理，是《孙犁年谱》的特点之三。《孙犁年谱》带有很强的研究性。如孙犁第一篇小说《自杀》，发表于《育德月刊》1929年第1卷第10期。此条之下，年谱作了“按”，交代了孙犁谈这篇小说的情况、《育德月刊》出版的情况，以及现存《育德月刊》的保留情况（共27期，订成5个合订本，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条又说明，小说重刊于《天津日报》2013年12月12日。这样，对不见于《孙犁文集》的小说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楚的说明，读者一目了然。

　　作者的投入精神和认真态度，保证了年谱的质量。段华在后记中说，年谱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弄到手的资料，我都按年月日顺序排列下来”，“不知不觉间”，“30多个春夏秋冬，就这样过去了，我也从青年进入了中年，两鬓已然花白”。另外，也离不开孙犁的帮助、指导。查《孙犁全集》书信卷，段华和孙犁从1987年开始通信，延续到1995年，保留了十多通。段华说，他是抱着“为孙犁先生做点事”的想法，坚持下来的。

　　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孙犁年谱》中也存在某些小的讹误。不过，相对于庞大的信息而言，个别瑕疵在所难免，可以理解，年谱工作本来就是“无休止”的。它是孙犁第一部年谱，填补了研究空白，再加上建立在翔实和严谨上的史料贡献，堪称意义重大了。

　　三

　　史料往往比较琐碎，因此，爬梳文献、发掘钩沉，是史料建设的常态。在笔者的视野中，王端阳、冉淮舟辑录的《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中的孙犁》，于2019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提供了很多信息，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著作，也具有史料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王林出生于1909年，河北衡水人，与孙犁年纪相仿，还是同乡。他们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抗战后都在冀中从事文艺工作，1949年后同时来到天津。孙犁与王林是战友、文友，经常讨论写作问题，相互写过评论对方的文章，保持了四十年的友谊。王林代表作是《幽僻的陈庄》《腹地》等，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王林文集》。除此之外，王林非常勤奋，几十年如一日写日记，经整理，大约300余万字。因此，王林日记中，孙犁被提及就是很正常的事了。《我与孙犁四十年──王林日记中的孙犁》，正是从王林体量巨大的日记中辑录出来的。

　　该作具有独特的看点。一、第三者视角中的细节。《我与孙犁四十年》对于孙犁研究来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王林日记最早提及孙犁是1938年，最后是1984年，如此长时间（46年）内，王林从自己视角，记录了很多关于孙犁的细节。如1945年12月2日记：“孙犁从延安回来了！不但他父母妻子激动得抱头大哭，连我激动得一时什么也干不下去。”抗战后，孙犁家人团聚的场面和战友的心情，无意间被记录下来，体现在细节中。1949年1月21日记：“今上午启程，午间一二时到天津日报社。进入津市前，外围尚有地雷没有启完，西北城角街上热闹得很，小摊在马路上乱卖，电车行驶都很不容易。”孙犁跟王林说，他是1月15日进津的，“道路更拥挤”，“从西沽挤到报社，几乎走了五个钟头”。天津解放初期的情况，如在眼前。这些细节，生动鲜活，具有穿越岁月的力量。二、“生活流”记录带来的“信息仓”。王林写作日记的时候，把看到、听到、想到的随手记录，没有忌讳，因此，他的日记是自我抒发型的，对孙犁描述、评价未做任何加工，具有“毛茸茸”的生活感。如1950年1月15日记录，有人请茅盾点评作家，茅盾首先列举孙犁、李季，接着说，“当然还有赵树理”，后来才添上“老作家丁玲”。类似的记叙，如同一个“信息仓”，原原本本，读者可自取感兴趣的部分。

　　对于孙犁研究而言，王林日记还有“背景”的作用。王林日记事无巨细，卷帙浩繁，当然有更多内容是无关孙犁的。《我与孙犁四十年》中的材料，辑录的是关于孙犁的内容，由于王林与孙犁有很多交集，尤其在抗战、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因此，从孙犁研究视角看，无关孙犁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宏大“背景”。

　　目前，王林日记的一部分《抗战日记》已经出版（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十七年”日记的节选也曾连载于《新文学史料》，其他时期的日记正在整理、出版中。在这个“背景”中，可以更为准确地厘清孙犁一生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史意义。

　　四

　　近年来，孙犁研究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因篇幅所限，笔者只能选择印象较深者略谈，其他未能提及的，还有苗雨时、许振东主编的《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等，或另文备述。还需一提的是，不是所有的“新史料”都可以被采信。比如，有的作者打着“回忆孙犁”的幌子，谬托知己，有“孙犁曾赴杭州”一说。对于此类史实，要加以辨析，谨慎使用，有必要时也应驳斥，以正视听。

　　孙犁希望自己的文字“收之箱底，愿人我均遗忘之”（《书衣文录》），但随时代变迁，魅力不减反增，如贾平凹在《孙犁的意义》中说，“孙犁是一面古镜，越打磨越亮”。由是可知，孙犁尚待研究之处甚多，史料建设也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