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厂于1970年7月投产，简称“一石化”，曾是天津市重点国有企业、利税大户。上世纪90年代，中专毕业的冯立分配到一石化当工人，在工厂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亲历了天津工业发展的一段历程。一个普通工人的私人记忆碎片，相信会引起很多不同产业老工人的共鸣。

　　子承父业分配到一石化

　　到供排水车间当操作工

　　一石化建厂初期，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选址在西郊区（今西青区）张家窝，离油田和码头都比较远。全厂三千多名职工，既有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大字不识几个的当地村民，因为工厂占了村里的地，需要安置村民进厂。

　　我父亲就是一石化的职工，我也顺理成章考上了天津石油化工学校。1994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一石化，中专毕业生的干部身份转为工人，在检修车间当焊工。三九天在户外电焊，好几次都被电光打了眼，之后大半天时间几乎失明，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还要爬到上百米的高塔作业，我特别怵头，腿都发软。有的工人一下子能扛起四五根几米长的钢筋，我扛一根都费劲，体力跟不上。上了十几年学，却没有用武之地，心里有些苦闷。

　　没过多久，我调到供排水车间当操作工。这份工作没啥难度，相对轻松了，但工作环境挺考验人的。我记得夜里打着手电筒出去巡检，一脚踩下去，扑扑腾腾地响，估计不是黄鼠狼，就是大老鼠，也不敢细看，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夏天更难，工厂位于开洼野地，蛾子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地说，比小鸟都大，看着瘆人。但蛾子不咬人，可怕的是大蚊子，见人就猛扑，赶都赶不走，有点宁死不屈的意思。石化厂绝对不能见明火，所以不能点蚊香，老工人有智慧，把空调调到20℃，蚊子冻得飞不起来了。可问题来了，人在屋里得披着棉袄，屋里像冰箱，户外像桑拿房。每隔两小时我们就要到户外巡检，一个班次屋里户外进出好几次，忽冷忽热，很容易感冒。

　　供排水车间最初是五班三倒，早班1点到8点，白班8点到17点，中班17点到1点。后来改成上12小时休24小时或48小时，周末和节假日都不休息。上夜班时需要加餐，食堂值夜班的师傅就骑着三轮车来送饭。车上有两三个大桶，要啥菜师傅就给盛啥菜，但不是免费的，得提前花钱买饭票，再拿饭票买饭。

　　因为常年倒班，破坏了人体正常的生物钟，总有睡不醒的感觉，精神头儿不足，身体也出现了各种疾病隐患，比如我刚刚二十岁出头儿，腿脚受凉造成了膝关节疼痛，肠胃功能也有些紊乱。因为倒班，社交活动严重缺乏，慢慢地我竟然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了。那会儿总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约个时间见面都难。

　　厂里每天夜里派专人查岗，有的查岗人员比较随和，前半夜过来，这个时间段大家还都比较清醒。有的查岗人员专挑凌晨三四点钟查岗，这个时间段人最容易犯困。查到一次打瞌睡，直接扣钱，或罚没当月奖金。大家都怕被查到，但又不可能不打瞌睡，有的工人练就了一项“绝活”──举着报纸坐着睡觉。有时查岗人员来了，站在他身后，他竟能察觉到，还能把报纸翻过来，以示自己没睡着。

　　一石化效益最好的时期

　　福利待遇让人羡慕不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石化效益最好的时期，体现在职工福利上，特别突出。工厂建有完备的配套机构，如礼堂、保健站、幼儿园等，家属区安装了当时少见的闭路电视。我们厂还有几十辆班车。那会儿上班路程远的人，甭管是骑自行车还是挤公交车，都很辛苦，一石化上下班有大轿车，很吸引人。再有一点就是厂里经常发东西，用老百姓的话说，“有年是节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十来岁时，我爸就总带着厂里发的东西回家。那年头儿效益一般的工厂啥都没有，好一些的也就是发个手套、帽子啥的，而一石化每个季度都会发一回劳保用品，平时发洗衣粉、洁洁灵，夏季防暑降温发啤酒、饮料、冰棍、冰袋。有时还发麦乳精、果汁，记忆中家里这些吃喝零食就没断过。在需要凭票购买日用品的年代，一石化发的福利，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职工的生活。

　　我小时候西郊没有像样的澡堂子，家里也没有洗澡的条件。每到快过年时，我爸就带我到厂里洗澡。男浴室里有个大浴池，小孩子们在里面乱扑腾。好多职工村里的亲戚也来“蹭流量”，浴池里人满为患，跟下饺子似的。不少人向往进一石化上班，就是觉得每天能在厂里洗个热水澡，太舒服了。

　　我进厂没几个月就过年了，记得那年厂里发了鸡鸭鱼肉米面油，还发了鱼翅和乌鸡，这两样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乌鸡大小不等，谁也不乐意要小的，负责发东西的人提出抓阄。但也有抓到小乌鸡的人不认账，非要换一只大的。

　　发的东西太多，往家里搬都嫌累。说这话有点儿得便宜卖乖，但事实确实如此。夏天，单位给每人发了一箱大可乐。厂区特别大，抱着这箱可乐从车间走到厂门口就得十几分钟，再走到班车站，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等到站下车，又抱着可乐走回家，人都热虚脱了。还有一次发大米，50公斤一袋，也让我犯了难，背是不得背，抱是没法抱，把这袋大米弄回家费了老劲。

　　一石化每年还组织职工旅游，包吃包住包车费，自己不花一毛钱。我去过杭州和北戴河，那时候要是没有单位组织，哪舍得自己花钱出去玩啊。

　　1995年年初，我转正后，每个月能拿700多块钱工资，外加300多块奖金。记得当时大多数企业职工月收入在300元至700元，所以，一石化的职工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再加上总发放各种福利，相当于额外收入，所以大家都很知足。

　　努力参加自学考试

　　想走出工厂去看看世界

　　有个班长是当地人，虽然没上过几年学，但情商很高，处理各种问题、平衡工友关系、化解矛盾都很在行，很受工友们敬重。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得有点儿上进心，争取当个班长。”我知道人家是好心，但说实话，我压根儿不想当什么班长，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离开工厂，出去闯闯，哪怕当个临时工也行。这个念头遭到我妈的坚决反对，在她看来，年轻人能在大国企工作，收入稳定、社会认同感也很强，有什么不好的？人不能不知足。我只好按下辞职的念头，但还是暗下决心参加自学考试，以备出路。

　　大约在1997年，我跟一位老工人聊天，我说：“我觉得自己在工厂不会有什么作为，咱们厂也不如以前了。”老工人嗤之以鼻：“小伙子，有本事赶紧找地方走人。”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在说梦话，有人说：“你想的事都不是你该想的，你还是赶紧找个对象吧！”但是，厂里的效益确实出现了滑坡，特别是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厂奖金减半，大家的心气儿都受到了影响。

　　2001年“五一劳动节”之后，我们车间停工了，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块钱收入。我在家看书学习，坚持跑步锻炼，把膝关节疼的毛病治好了。不少工友在家做起了小买卖，有人问我干啥呢，我说闲着，人家听完摇摇头。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参加自学考试，但因为倒班，没时间上辅导班，因此连考试用书都不知道该选哪个版本。考《票据法》，我从高教书店买了教材，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也没及格。后来才知道有“考生指南”，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的教材。另外就是英语关不好过，我用最笨的办法──背诵、默写英语课文，记住了单词，也有了语感，虽然不清楚语法为什么这么用，但凭语感也能做出判断。英语最后考了60分，我去拿成绩单时，问工作人员是不是给撩分了，他告诉我，即便是59.5也不会撩分。我暗自庆幸。

　　2002年9月，公务员招考。我买了一本参考书，书里有简单的考试思路和六套模拟题。虽说简单，但却非常实用。我自己给自己限时，把这些题答得又快又好。最终实际考试时，我考了150多分，是那次公务员招考的最高分。因为笔试成绩比较高，面试就比较宽松了，发挥得也不错。2003年2月，我接到通知，到西青区人口计生委报到，同时也正式告别了一石化。

　　多年后，我常梦回工厂。虽然那时我只是个普通的倒班工人，但那里有我的青春岁月，有曾经的同事工友，更是我父亲和我两代人曾经赖以生活的根基、引以为豪的工厂。我甚至想，要是能再为我们的工厂做一些事，那可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