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晚，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在女儿赵蘅和其他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她精彩且传奇的一生。杨苡先生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用精到的译笔将这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翻译至今仍是这部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

　　赵蘅继承了父母身上的文学基因，是他们的文学知音。杨苡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步入老年之后，名气越来越大，赵蘅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助父母接受记者采访、整理书稿等。杨苡先生在世时，赵蘅每年要数次乘高铁从北京回南京陪伴母亲。百岁之后的杨苡先生身体日渐衰弱，基本不能下床，可家里几十平方米的客厅，经常被各地的媒体记者挤得满满的，赵蘅一边照料母亲，一边应对记者的提问。她一直守护着母亲，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

　　生于1945年的赵蘅，在父母的启蒙下，5岁涂鸦，8岁学写信，11岁出国当小留学生，15岁凭借优异成绩考上中央美院附中，成了一名艺术女生。那个年月，学校的伙食是糙粮，甚至白薯干窝头，吃了就便秘。校长在大会上发出号召：“国家遇到了困难，青年要有难共当。” 赵蘅每月硬是捐献二斤粮票，结果得了浮肿病，脸上一按一个坑。清苦又生气勃勃的校园生活里最开心的还是画画。一到课余时间，赵蘅就钻入街市的各个角落，画胡同小院，画店铺菜摊，画剃头匠和晒太阳的老头儿，看到穿天蓝色蒙古袍的汉子也有特点，就悄悄跟在他身后，边走边画，差点撞到树上。她有一幅速写叫《一九六一年的隆福寺街》，在细腻的笔触下，强烈的年代感呼之欲出。

　　1965年，赵蘅从附中毕业。因时代原因，中央工艺美院暂停招生，她只好服从校方的指派到上海电影厂学习动漫设计，半年后被召回北京，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供职。根据所学的动画专业，她被分到美术组工作。不久，“文革”开始，赵蘅和农影厂百余名职工离开首都，离开岗位，辗转三地，从河北到东北，开始长达五年的干校生涯。那时属于她的私人空间只有一尺来宽的炕，她学会了挑水、耪地、刨粪和整理场院的活儿，但她也在大衣里藏个本子，看果树时偷偷画速写。1974年干校生涯结束，赵蘅回到北京，时已29岁，是一个婴儿的母亲。她埋头拼命工作，为挽回失去的光阴，开始业余撰写儿童故事，也写诗，这让她的感情得到了一种抒发，远在南京的父母不断给予她鼓励和支持。于是，赵蘅每日下班后又展开另一番天地的劳作：写稿、投稿、退稿、再写、再退、再投，乐此不疲。同时，她画水粉风景，画单位职工像。只要好好完成单位的生产任务，再没人干涉她了。

　　人到中年的赵蘅，绘画热情越发高涨，她去云冈石窟、古北口长城遗址写生，还用三个月的心血完成了第一幅主题性油画《太阳很足的晌午》，送展后，荣获一个全国美术展的银奖（金奖空缺），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央美院附中一位老师认为赵蘅很有潜力，鼓励她：“应当去美院进修。”这一句话点燃了埋在她心里已久的火种，她决定回炉深造。走进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教室时，赵蘅已经47岁，是班上最年长的女生。在她的记忆里，那是一段令人心旷神怡的学习生活，在名师细心又严格的教授下，她的素描大踏步地提高。1996年，赵蘅重踏欧洲大地，游学十国，收获盛丰。归国后，她的油画《苹果和叶子》被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她还用三年时间写出一本自传体书《拾回的欧洲画页》，获得了中国女性文学奖的提名。

　　我和赵蘅相识是在十年前，她来天津，我也在场，她的艺术家气质让人眼前一亮：清瘦，梳长辫，穿麻质棉袄，头戴小帽，颇有几分舞蹈家杨丽萍的神韵。自曝芳龄六十八，众文友瞠目结舌。席间她送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补丁新娘》，一开启阅读，我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自此，我成了赵蘅的忠实书迷，还寻觅到了她的另外两本书：《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和《拾回的欧洲画页》，如获至宝。从这两本书中，我仿佛看到了赵蘅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源头。她在《落生》一文中写道：“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军攻克了柏林，又过四个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从此再没有横着太阳旗的飞机狂轰滥炸了。在我们美丽的国土上，母亲不用挺着大肚子跑警报，父亲不用夹着书本猫在田埂里背诵济慈的诗。一个人的落生在何处无法选择，谁能搭配自己的父亲母亲呢？我的双亲，一个来自温州，一个来自天津，冰炭难容。他们相遇在战乱，受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共同的文学理想和为之奋斗的自由精神使他们白头偕老，赐予我们姐弟仨一个书香门第。”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是一本厚重的书，赵蘅写的是她的前半生。评论家对此书的评价是：“她曾跌落到崇拜愚昧的深渊，在深渊之下她是一条几乎窒息的小鱼。她痛苦，她迷茫，她思考，她挣扎，但是她的那画，那文字，却并无怨恨，她的笔尖流淌的依然是芬芳灿烂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如今，赵蘅对文学和绘画依旧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工作起来似“拼命三郎”。每天写画到凌晨，衣食住行非常简单。进入古稀之年，她又写出几本好书，如《四弦琴》《和我作长夜谈的人》《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用速写记录生活，几乎伴随了她的大半生。她曾与母亲杨苡合作出版《呼啸山庄》（少年读本），先后两度获“冰心文学奖”，《重见玛丽》获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大奖。去年6月赵蘅出版了新书《我的舅舅杨宪益》，书中穿插了她大量的现场速记图及彩色精绘图，描绘了翻译家、学者杨宪益先生人生最后十年里诸多珍贵的生活场景。

　　赵蘅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2018年，她和几位知名作家一起创建了“一群文画人”公众号，每次当值之日，她保准登载自己的新作，图文并茂。如2022年12月7日刊发的一篇随笔，向读者描述她的日常生活：“这天窗外一朵云从眼前缓缓移动，（可惜没看见小鸟），可没等我提笔画，云彩往西消散了，只剩下一片蓝。下午，我再次画了一张北窗外办公楼前的银杏树，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光秃秃的树杈闪烁橙色。楼外停车位难得空着，树下堆积的大片金黄落叶一览无余。更好看的是墙面大片的影子，灰蓝和黄白，对比强烈，我又‘摩拳擦掌’了，活脱一个初学画的女生。”我打电话给赵蘅，脱口说出：“您真是一位高龄少女！”她笑纳了这个称呼。

　　在我看来，赵蘅还是一个内心有着强大精神能量的人。去年冬天，她写了一篇名曰《笔记》的小文，我视作她的自画像：“现在我这个老笔记人，除了向年轻人学习外，继续守着自己的小小园地：一本文学笔记，一本影视笔记，一本日记，一本诗稿。每日忙不迭（迭），乐此不疲……好好活着，找乐子，找寄托，找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