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一棵树，它的根在大直沽。

　　2013年初冬，应天津诗社“聚焦大直沽”的“诗歌之约”，津门近三十位诗人，走进“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历史性地践行一场声势浩大、威武雄壮的“寻根之旅”。这次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后来编辑出版的《大直沽诗选》的诞生。

　　我有幸担当了为此书写“后记”的任务。我在“后记”中说，看到《大直沽诗选》，我便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我们的诗友，同时又是我们许多作者的老师。他在世时，几乎我们所有的人在他主持的刊物上都发过诗稿。他对诗、对诗歌作者的热忱是难以言说的。我曾听诗歌评论家黄桂元说过：上世纪70年代，他曾力主把复员后正等待分配工作的黄桂元，留在《天津文学》编辑部做编辑。此前，黄在编辑部只做过一段实习编辑，发过一些作品，想不到会得到他如此的厚爱和器重。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陈茂欣，一个永远的热血青年。他如果健在，参加我们的寻根之旅，肯定会写出无愧于大直沽的精彩篇章。”

　　我的这一段话，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从他们的述说中，我也回想起与他相识相交相知乃至相互欣赏的种种情景。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穿着军装的时候，我便是他重视的作者。那时不兴喊老师，其实他就是我的诗歌老师。因为只有他执掌着对作品生杀予夺的教鞭，进入80年代，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我俩便是诗友了。他欣赏我的诗，经常到社里与我切磋诗艺，褒贬优劣，直言不讳。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在对诗歌的评价上，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真正的诗友之间，相互应该是诤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认为，这是他的优点，坦诚、直率，但有时也是他的缺点，有些人就是因此而对他颇有微词。我俩相处久了，不如此反而显得生疏。如果我长时间不给他诗稿，他或是写个便笺，或打个电话催我“赐稿”。他对我的信任和期待，给予了我创作的激情和力量。他还向北京《诗刊》等报刊，多次推荐我的作品。我第一次收到从香港寄来的18美元稿费，至今还保存着，以示纪念。

　　1986年，我与茂欣一同参加了河北省作协举办的一次诗会。当时，朦胧诗走红，现代派方兴未艾，河北的陈超、北京的西川等，在会上慷慨陈词，为现代派摇旗呐喊。天津方面，只有茂欣发言，讲的是不能完全西化的理由，其激情与气势一点儿也不亚于现代派的鼓吹者。他还真是一个“热血青年”啊。其实，陈茂欣并非反对诗歌创作借鉴西方的元素，他只是反对全盘的“拿来主义”。他对我说：“我愿意和他们辩论，他们的身上有一股朝气，让我也变得年轻了。”他所说的“他们”，指的不仅是现代派的诗歌理论家，更多的是指青年作者。他与和平文化宫七月诗社的青年朋友们，从诗社成立之初，便披星戴月地在一起，读诗、改诗、论诗，近20年而不废。他既是诗歌事业的奋斗者、参与者，又是鼓吹者、扶持者。对青年如此，对同辈人，他也是这样。我那年写了一组爱情诗《五片枫叶》，有点儿学现代派的风格，他不但在《天津文学》上照发，还让评论家写了评论予以解读。

　　因为常与年轻人在一起，他的诗也年轻、单纯。他对诗的理解，比青年还青年。他说：“诗不带铜臭味，诗是爱与恨，诗是水与火……生命的诗才是诗的生命。”而他的诗，现代味十足，但又十分通俗，哲理意蕴深切，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也好，意象新奇别致。例如：“我的爱是首悲哀的诗/我的恨是首欢乐的诗”（《情感的表现方式》），“相知者的负重/虽尽尝苦况滋味/也倍感酣畅淋漓”（《回首》），“或许你以往的不幸/正是唯你独具的幸运/而击你的雷烧你的火/砍伐你的斧蛀你的虫/是不会想到你竟成为/惊世的一件木雕艺术啊”（《山鬼》）。这些短诗，很能代表他的风格，也能反映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品行品格。《山鬼》这首诗是写根雕的，实际上，反映了他安于清贫、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生态度。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给了初学写作者，自己做埋在地下的根。自己默默无闻，让作者扬名天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风范啊。著名诗人张志民1983年给胡世宗“宁为人间添新袄，不给烂世补窟窿”的两句诗，我借以转赠茂欣先生吧。

　　陈茂欣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我还没有为他写过一篇完整的文字，觉得很对不住他。有道是，不能忘记老朋友，常想平生来报恩。我与他，“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商隐句），谨以此文，纪念他，怀念他。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