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我与曲艺七十年》，是著名曲艺史论家、教育家倪钟之先生的自传。该书详尽地回忆了倪先生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记录着一位将毕生奉献给曲艺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学者与教师的心灵史。与绝大多数自传不同，《我与曲艺七十年》叙述的中心不限于传主本人，而是将曲艺放在极为关键的位置。曲艺是自传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堪称自传的另一位主人公。

　　中国之曲艺自来无史，有之，则初见于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但整体上仍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之内，研究视野和方法均不脱文学，曲艺多少有些“妾身未明”的尴尬。此后的研究者，亦多在文学层面立论，故于曲艺仍不详。曲艺超越文学，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始于包括倪钟之先生在内的一代学人。他们从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交汇处入手，探索曲艺研究的独特视野和方法，确立曲艺的外延和内涵，促进了专门的曲艺学的形成。其中，倪钟之先生作为中国曲艺史论和演艺民俗研究的奠基人，以《中国曲艺史》《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倪钟之曲艺文选》《倪钟之曲艺二论》《中国相声史》《中国当代曲艺史》等一系列皇皇巨著，蜚声学界。与上述学术著作相比，《我与曲艺七十年》有意悬置高屋建瓴的学者立场，更多展示传主的人生细节，呈现曲艺的生命肌理。对倪先生而言，曲艺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生念兹在兹、情之所系的至爱。这促成倪先生曲艺研究的独特性。

　　倪钟之先生成长于曲艺之乡天津，亲友中亦不乏曲艺的行内人。不过，乐于此道也精于此道的倪先生，进入曲艺界的时间并不早。尽管很早就有缘感受曲艺艺术，接触曲艺史料，并认定“写相声是本业”，后逐渐拓展，以曲艺研究和教育为毕生事业，但倪先生之所学，是土木工程学校的室内设备专业，曲艺其实是业余爱好。他也从未受到过系统的学院派的学术训练。这似乎造成倪先生曲艺研究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上的短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曲艺研究固然离不开理论的建构，但曲艺源于市井，生命力在民间。曲艺研究因此与生俱来地成为一门入世的学问，较之学理，对研究者的入世精神和人间情怀更为倚重。倪钟之先生的曲艺研究，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源于数十年孜孜矻矻的勤奋耕耘。可以说他首先成为曲艺的内行人，之后才顺理成章地成为行内人。在倪先生看来，曲艺是活着的艺术，拥有实实在在的生命力，用曲艺承载思想，用曲艺丰富生活，是曲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情怀之所在。《我与曲艺七十年》讲述了倪钟之先生由热爱曲艺到研究曲艺再到传播曲艺的人生经历，记录了天津和北京曲艺界的诸多掌故见闻，兼及社会生活史、民俗史和城市史的丰富史料，提出了有关曲艺和曲艺研究的深刻见解，从中可见传主的阅世之广、入世之深。尤为可贵的是倪先生在学论学，在艺谈艺，在生活中品味生活的立场和精神。不同于已经进入博物馆的艺术门类，曲艺的在场性和流动性，使曲艺研究既有赖于研究者，又有赖于艺术家，更有赖于具备艺术素养的研究者和具备研究能力的艺术家。倪钟之先生兼及艺术与学术，无疑是从事曲艺研究的绝佳人选。

　　与曲艺结缘的数十年间，倪钟之先生为曲艺研究和教育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在研究领域，他以一己之力完成多部曲艺学著作，内容涉及文学、戏剧戏曲学、民俗学、宗教学、地方史、民族史、敦煌学，以及表演艺术等，涉及学科之多、领域之广，在同时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在教育领域，作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首任教务主任，主持规划专业体系，执笔撰写教学大纲，并主讲曲艺史等专业课程，为曲艺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教育用力之深、视野之宽，在同时代学者中也不多见。倪先生去世后，其学术生命并未因此终止。耕耘多年的长达百余万字的《中国当代曲艺史》获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于2021年正式出版，《中国曲艺史》新近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学术影响力。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对于学者而言，理论著作可见其学术修养，自传则更见其生命本真。《我与曲艺七十年》即如此。倪钟之先生以秉笔直书的精神、朴素平实的语调，讲述与曲艺七十年的不解之缘。对于自己的贡献，不过誉，不夸大；对于平生经历的人与事，不虚美，不隐恶。丰富的经历，深刻的见解，使这部自传堪称“一个人的曲艺史”。曲艺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曲艺研究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这是倪先生一生的追求与贡献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