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汝昌先生自言：“从幼年起即读联，祖父、父亲都喜欢把佳联摹勒在木板之上，镌刻成‘板联’，悬在厅室，朴厚清雅之至，至今仍能背诵那些给我智慧和审美培育的联文佳句。”周祜昌先生在《藤荫馀话》中曾记“爽秋楼”一则：登楼四柱悬挂抱柱联牌，史可法书“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杨继盛书“野鹤随云去，飞龙带雨归”等，可见，周氏兄弟从幼年时就受到传统诗联的熏陶。周祜昌先生还曾回忆道：“上个世纪30年代之初，我才十多岁，小学尚未毕业，那年四哥读完了天津南开中学，赴京投考清华大学，他当时回家就说：国文试题有对对子，出的题是‘孙行者’，一晃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却总也忘不掉。”

　　我国一流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论及我们文学史的不足，学校的语文课应该恢复教学生对对子，学作中国传统的诗联──这样才能亲切体会赏鉴古代杰作名篇的好处。我读了季老的建议，心中着实有所感触。对联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种“独门”的文化现象和文学形式，全世界就只我们特有，我们专擅。对称和谐之美，大约是我们这个宇宙中诸般至美中的一大关目，而华夏民族最能感受它、表现它、赞颂它、运用它。这就使得我们的语文天然具有内在的对称质素，并且从远古以来就朝着对称这个特色的方向不断发展。单从文学艺术来说，发展到南北朝已然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期，汉语文本身独特的形音义综合美，经过无数文学大师发挥作用，造诣已到高峰，为隋唐格律诗的新形式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于是对联这个文学和美学的概念，也就充分得到认定。

　　由此可见，对联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美学观和语文特点的综合物，是几千年文化史上高级创造积累的特殊成就。不认识这一层意义，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文人墨客的装饰性“玩意儿”，或者加上“形式主义”的洋帽子。我常想，不管是谁，当他读宋贤张耒的词，读到“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或是读唐贤王勃的序，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如果他还不能领略、欣赏这种极高度的文学对仗之美，那实在是至堪叹惋的事情。

　　六朝以后，格律诗达到高度完美的音律定性阶段，这时对仗更加精工美妙，实为文学上一种特异的奇观。于是，精策之句、精彩之笔，总是集中凝注在对句上。在律诗来说，即落在颔颈二联上。于是发生了摘句欣赏评品的风气。这就更加促进了对联的独立形成与繁荣兴盛。由此又可想见，对联是一种精粹，一种提炼，一种结晶，或一种升华。它有极大的概括能力，能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或使人深思、熟味，受到很大的教益。它又有雅俗共赏的优点，广袤乡村父老之喜爱对联，绝不亚于城中高人雅士。我们过年所贴的春联，更是举世罕有、瑰丽壮观的“全民性文艺活动”。

　　周汝昌先生约在15岁初中时期，便开始自学习作诗词，无人指点，平仄格律皆是凭着一点悟性摸索而贯通。他生性感情丰富，反应灵敏，过于常人，自幼即被亲友称为绝顶聪明。自小学至初中，学期大考必名列榜首。同窗呼之为“铁第一”，老师更是青眼相加，爱护无微不至。及至高中以至大学，虽无期末列榜之制，却仍旧是门门分数居于前列，成绩优异。从高中起，特爱文科各科目。在南开高中的校刊上，青年周汝昌就已开始发表散文、译文、词曲声律研究的论文。他对《红楼梦》的兴趣逐步增长，已蓄志将来试为英译，以使世界读者皆得了解这一名著；而为了试笔，他开始英译冰心的短篇小说。对于中华传统诗词的爱好，周汝昌先生自高中到大学时期才真正精心撰作，耗费了难以估量的心血精力，但不能逐一留稿，后因变故多端，大半散佚，亦不自惜。知音者如津门一流名词人寇梦碧先生，偶得周汝昌先生写寄数首，便都能记诵，通信时提及某联某句，致以叹赞，而周汝昌先生却一如读他人之作，了不能记。他心中暗忖：我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不敢相信。

　　作为红学家的周汝昌先生，其与“红学”“曹学”有关的诗词创作，数量最多，积之日久，竟然自成一格，此为别家所无。他曾为《石头记人物画》题诗40首、为《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题诗230首，著有《红楼脂粉英雄谱》诗著、《诗红墨翠》墨书等。这部分著作，皆是歌咏《红楼梦》书中人物的诗作。先生曾自撰一联，概括一生所从事的红学研究事业：

　　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先生还曾说过：史载后蜀国主孟昶曾于岁除之日写了一副桃符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都引来作为楹联的初例，同时也说明了联对和新年节序的渊源关系。《红楼梦》中贾政在大观园竣工时也说过：“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难生色。”每逢春节，万户千家，一朝之间，贴上了朱红春联。你可曾想过，如于岁朝从空中瞭望我们祖国大地，这是一番何等巨丽瑰奇的景象！我要说，只有中华民族，才能创造出这般的艺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