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始于1966年。小学的科目，以语文和数学最为重要。数学那时还叫算术，虽然学的算不上差，但作为一个少年，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语文。其实我的父母是理科出身，从家庭影响上，他们反而对语文这样看起来有些虚的科目不大感冒，以为缺乏对社会的实用。所以我对语文的兴趣，除了说不清来历的文艺癖好，更多要拜赐于我的语文老师，具体说，就是任老师。

　　其实刚入学时教语文的不是任老师，他是后来才接的我所在的班。同时接手的还有班主任的职位。班主任曾被叫做最没有权力的主任，与其说它是一个职务，不如说是一种责任。任老师身材不算高大，形象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帅哥，但他的目光却十分有神，严厉的时候很有震慑力。他的嗓门也很洪亮，仿佛天生就是做教师的。那时候的人，都是蓝灰布制服，任老师也不例外，但在人丛中却很容易就能认出他。用现在的话说，他身上极具辨识性特征。

　　说起来，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远在任老师当年之上，所以若论细节，实在记不太清了，但任老师上课给我留下的结论性印象，则是生动引人。总之一到上语文课，我便有莫名的兴奋，相当的期待。就我自身而言，对任老师的语文课，尤其是作文课，印象最为深刻，甚至可以说，我后来对文艺挥之不去的喜好，以及读大学中文系，加上再后来的写作谋生，都与此大有关涉，任老师实在是影响我一生的良师──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早的一位，是提灯的引路人。

　　说来惭愧，那时我是常被任老师课堂上提到的学生之一。这提到自然不是批评。印象中那时的作文课，很少写论说文，而大多是记叙文。这其实也是那个年龄的学生最容易学习的文体。论说文需要严格的逻辑，所谓大命题小命题，论点论据论证，不但对小学生，即便是中学生，乃至大学生，都不是轻松的。而记录身边发生的人和事，需要的更多是观察，这反而是少年禀赋的天性，也是他们认知身边世界的一个能力，而且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惰性的侵蚀，是会慢慢消退的。

　　任老师于此颇有着意。语文课上，他对课文中出现的人物事物的形态描写，总是专门点出来，让学生留意，也鼓励他们模仿──学习，总是从模仿开始。记得某篇课文中出现过“热锅上的蚂蚁”，这是一个虽然生动却略带贬义的形容，不大容易用到端庄的造句中，侥幸的是，我在一篇作文中用到了，当然是刻意地用到，尽管整篇作文任老师并不算满意，但出现这句的那一段，还是被他用红笔圈出，并点名让我念了一遍，课堂气氛一时活跃起来，我心中也是小鹿乱撞。

　　有一次，学校组织到城外的滹沱河畔野营，就便野炊，当时大家伙拾柴点火，埋锅造饭，沙滩上一片热闹。其实也就是做个汤，干粮都是自带。这当然是现成的作文题目，任老师事前就告知了大家，算是预热。我本来想描述一番野炊的景象，但开笔之后却感觉说不成篇，一片热闹之后升华不上去，这却是不合时宜的，于是转而写了班长谢军同学的事迹，题目叫《榜样》。当时还是颇费了一番工夫，写到最后都有些力不从心，这也是我对所谓豹尾之难的一次较早体会。

　　作文交上去了，虽然感觉不错，心中还是不免有些惴惴，发现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任老师居然将《榜样》作为范文，在课堂上亲自念了一遍，其中时有点评，听得我不由耳热，也暗地生发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把作文写好的事业进行到底。

　　那时号召向工农兵学习，也许是小学生的体质所限，学工机会少，学军也不多，所以学校经常组织的就是学农。学校离市郊不远，农务扑面就在眼前，譬如，拾麦穗、摘棉花，有时就是用半天时间，到大街上拾粪。这事提起来，不但今天的学生无从想象，连家长也会剧烈抗拒，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却是撒欢的机会，课堂对任何时代的学生来说都不如户外诱人，尽管今天的学生连跑步都会受伤，但即便是雾霾的户外，也没有悬念的强过憋闷的课堂。

　　那是个刮风天，霾在那时还是个离大家很远的躲在厚重辞典里的生僻词，所以刮风是无疑的坏天气，会把人吹成土猴儿。饶如此，户外乃至野外还是对少年充满了吸引，我们背上借来的粪筐，三两成群，四处游逛，鉴于那时畜力车还是路上的常规车辆，所以游逛之余，筐里的收获也是丰盛的。

　　但写成作文，落实到字面，虽然游逛可以描摹成对大牲畜粪便的着力寻觅，但阴暗的天气，却十分不方便烘托学农劳动本该具有的欢快气氛。一番犯愁之后，我决定改造当天的天气，于是拾粪伊始，我和小伙伴们都是在一派晴和之下上路的。朦胧中感觉这样写应该是有道理的，倒也不全是照搬主流话语。

　　作文课来了，任老师依然念了我的作文，虽然并非全篇，但天气部分正在其中。有同学插话质询，那天明明是刮风的阴天，该同学作文写的不是事实。任老师却从容一笑，说有时为了照应心情的需要，天气也是可以调整的。这自是大意，原话已经记不清了。

　　语文课和作文课之外，任老师还有一个滋润学生的节目。那时每逢周末的下午，便是规定的红小兵活动，意思和少先队的队日差不多。因为红小兵的加入需要筛选，也是成熟一批发展一批，所以一开始，非红小兵占据班里同学的绝大多数，这些同学虽然没资格参加正规的组织活动，却也不能够放羊。作为班主任的任老师，当然有责任填充这个时间档。

　　任老师填充的办法就是讲故事。对少年来说，故事永远富有吸引力，即便在物质匮乏时期，也丝毫不输于干粮的诱惑，而且简直是致命的。任老师讲故事的素材，主要来源于杂志，记得有《少年文艺》。这本由宋庆龄亲笔题写刊名的杂志，是著名的儿童文学期刊，号称作家的摇篮，那时已经停刊，想来任老师翻出的是私藏。似乎也有单本的小说，当然是适合少年读的，自然也是之前的。真像唐德刚先生说的，记忆力是靠不住的，我记得《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好像就是那时听到的，但又不怎么确定。同样不能确定的，还有《没头脑和不高兴》。

　　每到活动日，任老师就从不知什么地方变出一本书或者杂志来，翻开来，说是念，却颇有讲的成分，风格类似评书和小说连播。其实我那时还没听过这两样东西，但后来听到时，感觉并不如任老师讲得生动。这么说也许武断，但其中确实少了一份熟悉的亲切和交流。任老师应该是很有戏剧天分的，或者说好老师都当如此，他照着本子讲出来的故事，声情并茂，却又不是诗朗诵那样的昂扬表演，加进了他的情感，是绘声绘色娓娓道来的那种，实在就是一位有阅历又天赋口才的长辈在给晚辈们讲古。

　　小伙伴们听得如饥似渴，无不入迷，教室里也是前所未有的安静，寂静中只有任老师的声音盘桓在我们头顶，大家仿佛屏住了呼吸，都被他从从容容地带到了故事的情境里，沉浸其中。总是下课铃声响起，大家才被吓了一跳似的，恍恍惚惚未能尽兴地回到了故事之外。这太有诱惑力了，简直令人割舍不下。

　　许多年后，我也做了老师，亲身体会之下，感觉老师总会有偏爱的学生，也许偏爱的理由各自不同，但偏爱总是难免的。想来应该不是我的自恋，我该算是任老师偏爱的学生，起码是之一吧。我的理解，他的偏爱，其实就是对有学习兴趣学生的着意培育。而活动日讲故事，则不妨理解为是对一时没能加入组织的同学，极富人情味的格外偏爱吧。

　　任老师的名字那时有两个版本，一是任风易，一是任凤易。风和凤，音声相近，于是才导致了不同版本。有意思的是，这两字的字形也十分切近。从字面的意义判断，风易可能取法移风易俗，凤易则有人中龙凤的附加。相较而言，似乎前者愈发其来有自，但后者亦符合我个人的心理投射。

　　日后才确认，任老师的名字叫任凤仪，比那两个版本都更切合他优质教师的身份。说来这是我这个做学生的惭愧，连如此影响我的老师的名讳都不确定。但任老师对我，以及我的同学的影响，一位提灯引路良师的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