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曾有多部中短篇小说获奖。他很早就喜欢阅读经典、与大师亲近，查阅过大量传记资料，拜谒过不少大师故居，《卡尔维诺年代》一书就是他阅读和思考的收获。
与“学院派”批评的呆板、艰涩和难以卒读不同，《卡尔维诺年代》以温婉的审美情愫、清新灵动的语言，以及貌似漫不经心却优雅洒脱的叙说方式，导引读者蹑踪大多有诺贝尔奖背景的欧美文学大师，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内心深处，感受大师成长和拼搏奋斗的心路历程，为我们破解文学经典形成背后的种种秘辛和创作甘苦，有助于文学爱好者开阔眼界，启悟灵智。
任何优秀文艺作品，从根本来说都是创作主体性与对象性的高度融合统一。不具备丰富深厚的现实生活体验，就不可能触发创作动机，不可能创造出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理想更幽美的文学作品，这一最朴素的创作原理不时遭到某种时髦理论的鄙夷和嘲讽，却被大师们的创作实践一再证明为不可逾越的真理。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等大师，莫不都有过悲惨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姑且不说，备受某些新潮作家追捧的雷蒙德·卡佛也曾长期挣扎于社会最底层，不是那种所谓“白领作家”，而是一名普通蓝领工人。长期被视为美国文坛领袖的诺曼·梅勒，因愤慨于德日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罪行，年仅18岁尚在哈佛求学的他，便发誓要成为一名描写反侵略战争题材的大作家，苦苦构思以二次大战为背景写一部小说。但此时他不仅不具备写作经验，尤缺乏战争生活体验。于是，他毅然弃学从戎，当过勤务兵、架线兵、炊事兵、宣传兵和侦察兵，亲身参与了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停战后仅两年，他就完成了《裸者与死者》这部奠定其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地位的重要作品。
对于“生活”当然不可作简单化理解，社会生活和创作个体都具有无限多样性，适合自我的生活和能够充分实现自我的生活，才能成为不竭的创作源泉。拥有英国“桂冠诗人”称号的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兄妹，也是对创作极为执着的范例。长年在坎布里亚湖畔“鸽舍”居住的俩兄妹如同热爱这里的湖光山色一样，醉心于创作。他们把这里视为“眼睛和心灵都得到享受的地方”，经常在湖区漫游，并排躺在丛林或茂密的草丛中，眼睛凝视着蔚蓝深空，心灵则与造物主默然对语，思考万物、人生欢乐与“痛苦”的由来，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多萝西晚年患病，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守着终年不灭的壁炉，即使夏天也不让炉火熄灭，她的头脑宛如跳跃的炉火，不停地痛苦并快乐地思索着、想象着和写作着。这就不难理解，她的作品像大自然一样“优美”和富有“想象力”。作家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方式可以不同，但远离生活，不接地气，注定不可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在强调作家深入生活这一头等重要的基本功时，切不能忽视读书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作家读书，首要的当然是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从前辈作家那里汲取文学素养，学习创作方法和技巧，在接受熏陶的同时，丰富和提升自我，乃至实现某种超越。由此，《卡尔维诺年代》有了“大师原来都是有来处”的发现。譬如，湖畔派诗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影响，艾米莉·勃朗特对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等等。不注重读书，不善于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从读书中学习借鉴、提高自己，就很难获取高度的审美创造智慧和高超的技能，将现实生活升华打造为文学精品。作家读书绝不仅限于文学书籍，而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尽量扩大阅读范围和深度。不可否认，每一部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座“知识宝库”和“百科全书”，许多经典作家因此而荣幸地被尊称为“百科全书式作家”和“知识最渊博的作家”。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将作家读书与学者读书、文学作品知识含金量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量齐观，但是，不具备巨大的文化历史深度、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精湛的审美魅力高度融合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更遑论经典。《卡尔维诺年代》的作者，对那种轻视读书的现象不屑一顾，坚定地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头，阅读是创作的基础”，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持续不断的高质量阅读，有助于帮助作家增长识度和才艺，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更有穿透力，创造出更厚重更具有多重审美价值含量的作品，避免流于编好故事就“OK”的自鸣得意和浅薄。
大师的成功经验还表明，必须正确对待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善于倾听和虚心接受各种批评意见。创作与批评，是文艺事业发展的一体双翼。中外文学发展史，就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文学思潮发展史。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正如鲁迅所说，应该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通过对文学作品客观分析评价，准确揭示后者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不足之处。正确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同时也有益于提高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由于批评家的审美立场和视角不尽相同，对于同一部作品会产生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看法。对于逆耳的批评声音，有的作家可能会反感，也可能加以拒绝，但真正伟大的作家则对批评采取包容的态度，并认真汲取哪怕过分严苛的意见。在总结经典作家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卡尔维诺年代》写道：“文学史上的大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批评和质疑声中走入经典行列的。”反言之，不具备对待批评意见的正确态度，恐怕只能以羡慕的眼光游离于这一行列之外。当下的中国文坛，也确实存在有失偏颇的批评现象。一种是主张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批评”的本意，认为批评家就应当是以给作家和出版商挑错揭短为职业的人，笃信“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挖空心思，蓄意诋毁和贬损某些早有定评的经典作品。另一种批评风气，是将文学作品研讨会开成“表扬会和新闻发布会”，批评家的发言往往一边倒地廉价吹捧，动辄畀以“精品力作”“惊世之作”之类的肉麻之语。凡此种种缺乏责任感和担当的批评，实则背离文学批评的崇高使命，甚至毋宁说是对文学批评的侮辱和亵渎，此等风气如不加以扭转，无疑十分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家除了练好内功──强化生活修养、人格修养和艺术锤炼，不懈地丰富提升自我之外，持之以恒地刻苦追求和毅力，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酝酿积累并进入创作阶段之后，是作家审美智慧的集中曝闪期，在艺术完美欲──对完美艺术境界的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烈欲望，或曰审美“强迫症”的驱动下，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往往为之不舍昼夜、寝食难安。这大约就是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几乎可以说，中外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差不多都是这般“疯魔”式的“怪杰”。每一部优秀作品中，无不浸透着作家的斑斑心血。《卡尔维诺年代》里，那些含辛茹苦的创作范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不得不说，文学创作是一项光荣而艰辛的事业。通往成功和辉煌的道路，可以借鉴却不可以复制，沿途有萋萋芳草，有簇簇鲜花，同时也遍布坎坷和曲折，且时有深沟壁垒当路，只有不厌跋涉，不畏求索，不甘平庸和失败，勇于创新和独辟蹊径的人，才有希望登上风光无限的巅峰。
致敬大师，致敬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