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又名钱杏邨，二者都是笔名，他原名钱德富，安徽芜湖人，1900年生人，父亲是一位能修钟表的手艺人。这在那个封闭落后的年代里，已属难能可贵的能工巧匠了，也就因为这个手艺，阿英承接父荫，读了村塾，上了新式的小学和中学。上中学时，他结识了一位好学友李克农，后来双双走进革命的行列，成了党的早期革命者，成为肩负重任的老革命。李克农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阿英成为红色剧作家，还有人为他加注为历史剧作家兼学者。

　　中学毕业后，阿英走向社会，做过送信的邮差、制片公司推销员，更多的是做语文教员，都是他做地下工作的掩护。为了宣传革命理念，他还写过口号诗。传来传去，终于被安徽的反动当局通令捉拿，他跑到了武汉，进入武汉工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开始写宣传小册子。李立三指挥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这给他的刺激不小，怎么不从实际出发！

　　武汉国共合作的局面被国民党反动派撕碎。阿英奉令转移到上海，投身文化战场，参与组建文学社团、办文学刊物。他又开始写评论文章，有一篇文章竟是炮轰鲁迅的评论，要正确描写农民革命，轰动上海。当时党中央还隐在上海租界地内，周恩来找他谈话，说鲁迅是必须要团结的。鲁迅那样写农民，正是呼唤农民必须革命。要他向鲁迅做检讨。阿英和鲁迅的相识就是从这次检讨开始的。究竟两个人见面，怎么说又怎么讲，这是中国文坛上最有趣的佳话。可惜佳话未外传，成了文坛上的不解之谜。也就是从检讨开始，阿英成了鲁迅家中常客。常客可不一般，在成立中国文学史上光辉一页的左联时，七个常委，鲁迅居一，他是举旗的人物；阿英位列其中，他是干实事的角色。这个角色可不是一般的角色，我们称他为左联老将，左联的前后尽在他掌握之中，地下时不能写，新中国成立后又埋在文山会海之中，来不及写。亲身经历的资料丢掉了，可惜啊，可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一片抗日救亡声中，上海明星影业公司经理找到阿英，说现在不急于影片推销，最需要的是抗日救亡的剧本，你能不能写？还能不能找几个人来写？越多越快越好。瞿秋白立即指示，我们还愁打不进去呢，现在人家来请，为什么不打进去？阿英又成了打进明星影片公司的第一位共产党人，稍后他又把夏衍、田汉介绍进去，形成电影界的铁三角。

　　说话算数，阿英根据一部短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盐潮》，第一次把盐工的劳动场景搬上银幕。还拉着最红的明星胡蝶一起到盐场体验生活，这都是当时电影界中从来没有过的事，可以这样说，在上海兴起的左翼电影，这是第一部。我曾经有审查电影片的工作经历，这部无声影片是看过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进步人士掀起孤岛救亡文化，主要借古喻今。阿英将几部历史题材作品改写为史话，有的成为读物，有的搬上舞台，以历史文化点燃人们抗日救亡的激情。阿英积极上阵，以不同笔名写出多部历史话剧，其中，以《明末遗恨》打得最响。按他的规定，演出时，如果监视的租界地工部局的人缺席，演员就可以活词上口，喊出抗日救亡的语句，激起全场的热烈掌声。和他的话剧《明末遗恨》相呼应，周信芳的京剧《明末遗恨》也红极一时。这两个剧本有无联系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是他俩是非常熟悉、友谊很深的朋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抗战胜利后，阿英随军从苏北渡海来到大连。他多面手又多了一面，成为工厂文艺开拓者。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在胜芳镇了解情况时，发现天津戏曲艺人众多，但作家只有一位写言情小说和一位写武侠小说的，非常畸形，于是请调左联老将阿英来天津提高档次。阿英到了北平被留住，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且是华东代表团团长，足见他的声望之高。把他调到天津来，足见领导用心良苦。三大都市的文艺队伍要齐肩。

　　1949年秋深，阿英来天津上任。他做了几件大事，为戏曲艺人开办识字班，当然附带着也讲戏曲改革。艺人们非常激动，说我们这是第二次解放。配合戏曲改革，面向戏曲艺人也兼及其他文艺部门，创办了《星报》，梅兰芳就特别支持，说为戏曲艺人办报前所未有。为发展工厂文艺和群众文艺，每星期日都在中国大戏院开办会演专场，报名参演必先试演，也就是适当加工提高，顺次上场。最使我吃惊的是，有跳芭蕾舞的，而且不止一场两场。为戏曲改革，他选中了京剧。京剧影响最大，艺人的名气也大，于是改历史话剧《洪宣娇》为京剧，由言慧珠演出，连演十几场。吴素秋来津演出时，在闲谈中说起一户大地主家的故事，女婿死了，按照封建礼教，女儿必须殉夫，地主婆就绑起使女，替她女儿上吊死了。这太恨人了！就由吴素秋分出场次，由阿英写成剧本，以《节烈春秋》剧名演出。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未撤销前，鉴于华北地区是京剧、话剧、评戏和梆子的发源地，如何推陈出新是个大问题。于是阿英奉令组建华北文联，从此离开天津，我再未见到他，但我一直想念着他那平易近人、不改本色的老革命作风，一直想念着他那多面手的工作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