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辞世迄今二十年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纪念丛书“我与孙犁”，五位作者各一册书，书不厚，寄托着不尽怀念。

　　作者均受孙犁生前亲炙多年。先以工作相识，随以师事相处，继以师友相交，历孙犁中年、晚年。先生物故后，几位作者耽读先生其文、覃思先生其人，为之撰文不辍，这次集合成书，各见其所写所记的事、理、情。

　　“事”者写工作所涉之事、交往之事、史迹遗事。几位作者当年年轻，任职报社、出版社，向孙犁约稿、刊稿、出书，本属职务行为；孙犁作为文坛宿彦，又当过老师、记者、编辑，于是彼此自然而然成为同行前辈后辈关系、师事关系。记述这些“事”，也就写出了孙犁为师轨范、为人师表的若干侧影。宋曙光的书《忆前辈孙犁》、谢大光的书《孙犁教我当编辑》，本名与内容一体豁然。冉淮舟《欣慰的回顾》一书，更记有与孙犁相关的一些史迹遗事，如：“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孙犁的作品《风云初记》《村歌》《铁木前传》，“总是处于一种风雨飘摇之中，主要是来自官方宣传部门，批评作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阶级界限模糊”。周扬在文代会报告中，公开批评《风云初记》第二集“离开斗争漩涡中心”，“流连在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息里”；孙犁对如此这般的批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此写了《左批评右创作论》一文。淮舟书中这种记“事”，虽属点滴，但极可思。

　　“理”者写各人对孙犁为人、为文的认识、理知。肖复兴著《清风犁破三千纸》，“清风”明喻孙犁为人为文之风，“犁破三千纸”直点孙犁读破古今文籍当今世情；还特指孙犁晚年写的读书记；兼寓指复兴本人对孙犁作品反复吟味后心有所得而撰之文。

　　“情”者写各位作者对孙犁及孙犁文学的师慕与思慕之情。《欣慰的回顾》书中，记载“文革”初期，武斗风行，孙犁把自己的一些著作、文稿、书信，托淮舟代为保存。淮舟为了保险，转送到保定他爱人处，叮嘱她保管好。他爱人怀着身孕，背着这些文籍逃反，终致劳累流产。后来的孙犁听说后，既吃惊又感动。这就是一份进于师情、友情而近于亲情的至情。卫建民《耕堂闻见集》书中，也记载着作者让妻子从老家给孙犁寄农家玉米面的亲人情意。

　　“我与孙犁”各书，作者们写与孙犁相交的事、理、情，深切如此，厚蓄如此，却只平实述之，不谀不炫，可征可信，情深而文明。这种态度是应当的，也是可贵的。这种明秀素朴的文字，恰如孙犁生前多伦道旧居庭前手植的花树。这就是对先师遗泽的传承。

　　孙犁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个孤高寡合的人，但他是个习惯独处的人。他在文学生活中，也不喜群居闹热，以文学战线一散兵自命。然而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他生前，孙犁作品的大众知音就很多，孙犁文学的景从者、师事者也很多。但他从不立门墙，也不曾认可别人加持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宗师之名。他身后，孙犁文学的热心读者也代不乏人，尽管孙犁辞世前十年，他就曾对来访的记者坦然笑称，自己作品的寿命可能不过五十年；但据“我与孙犁”丛书作者之一宋曙光统计，孙犁去世后这二十年间，各出版社新版的有关孙犁的著述，多达二百余种；而“我与孙犁”丛书，应当是近时新添的一种了罢，它的作者们，那就是孙犁及孙犁文学较老兼较新的一代知交了。

　　孙犁不擅交游；他所交游，自显风仪道义。读罢“我与孙犁”五册，我想借用李商隐悼其师友的诗《哭刘蕡》的结句，来概括我的感言：“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风”指风操，“义”指道义，“同君”指作者自己同刘蕡及师门众弟子一起站立，“寝”门”指内门。《礼记·檀弓》中，孔子如是说：老师去世，我到老师内门祭拜；朋友去世，我在他寝门外致悼。曾去过孙犁多伦道旧居的人知道，孙犁外书房就是他待客的厅堂，内书房也是他的寝室。“我与孙犁”五册的作者们，从青年到退休之年，正就这样，也算登堂且入室了，对孙犁尽师礼友礼，写了他们的缅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