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将湘西的民间传奇

　　注入主流文化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轰动全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水运宪的原著小说《乌龙山剿匪记》。对于很多没读过原著，并且对电视剧的记忆已经模糊的读者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体验。

　　《乌龙山剿匪记》开篇一段叙述质感十足，读来如身临其境：“乌龙山脉横跨三省边界。莽莽苍苍、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流淌着一条小河。这小河，千回百转，丝带一般缠绕着乌龙山的身躯。这便是乌龙河。乌龙河是山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交通要道。乌龙山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靠这乌龙河养育着。乌龙山区大大小小的土匪杆子，世世代代都在扼守着这条乌龙河，就像守着一个聚宝盆。河水的颜色十分奇特，蓝幽幽地透出一些暗红色。那种色调让人看得心里沉甸甸的，堵得慌……”

　　这部小说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新型关系，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同时展示了湘西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景、淳朴的风俗，将民间传奇注入主流文化之中。这部作品也成为水运宪无法避开的人生标签，人们只要一见到他，就必然把他和《乌龙山剿匪记》联系起来。

　　年轻时，水运宪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初期又前往珠海、深圳闯荡，在商海里沉沉浮浮，感受社会的巨变。然而，无论在哪个位置，文学创作始终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说：“我喜欢到处跑，虽然没有读完上万卷书，好歹也行走过百万里路，常常忽略了身边风景。但最终发现，文学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以作品说话，以人品立身。对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叙事，是聚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他的人生也是一本书。

　　深入湘西大山采访七个月

　　写出《乌龙山剿匪记》

　　记者：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初衷是什么？

　　水运宪：1985年，我的老领导、时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梅幼先希望我写一部《湘西剿匪记》。他是部队转业的高级干部，湘西历代匪患就是被他所在的部队彻底剿除的。他特别感慨那段悲壮辉煌的岁月，一直梦想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传。我对湘西剿匪并不了解，但敬重这样的领导，于是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去了湘西大山。在当时，湘西剿匪已过去三十多年了，采访很困难。湘西人不善言谈，有些事也不愿分享，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我就先和他们喝苞谷烧交朋友。前后七个月的时间，我跋山涉水，走烂了好几双解放鞋，胃出血还差点把胃割掉，收集到很多创作素材，写下了大量笔记，对湘西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记者：回去以后就开始写了吗？

　　水运宪：我先去了老领导家汇报心得。老人家为我泡茶时手有点发抖，似乎担心我会畏难而退。其实我已经被那几个月的体验深深打动，从内心来讲，也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表现自己更多的人生感悟。我告诉他，困难有，决心也有，我会写好这部作品，但最好改个书名，别叫“湘西剿匪记”行吗？老领导问为什么？我说，当年剿匪部队二十多岁的战士现在才五十多岁，当地土匪还活着的人也有不少，我不可能写得很像，所以心里不踏实。老领导有点犹豫，问我改什么名字好。

　　记者：那是怎么确定叫《乌龙山剿匪记》的，当地有这座山吗？

　　水运宪：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只茶叶罐，写着“冻顶乌龙”，受到启发，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就叫《乌龙山剿匪记》吧！老领导喃喃自语念了几遍，回答说，这个名字上口，就这么定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老领导其实更担心我在找理由不接受这项使命。随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后极为轰动，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知，给您带来哪些影响？

　　水运宪：《乌龙山剿匪记》最终拍成18集电视连续剧，1987年播放。我拿到了一万元稿费，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湖南省文艺界最早的“万元户”。那个时代搞文学的人还是很受优待的，我调离了原单位，成为专业作家。当时很多单位都有某个老职工被冠以“榜爷”的外号，名牌大学都有人把某个帅哥称为“钻山豹”，把某某妩媚的女生唤作“四丫头”。于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却一度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还发表过很多部文学作品，平心而论，那些作品的文学质量都在《乌龙山剿匪记》之上，但是没有办法，我的其他作品都被“乌龙山”屏蔽掉了，成了作茧自缚。

　　“乌龙山”成为真正的地名

　　文学影视作品首度创造IP价值

　　记者：听说乌龙山后来成了真正的地名，当地人拿这个地名做足了文章。

　　水运宪：当年我要改个名字的初衷，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偶然得到“乌龙山”三个字，我还认真查阅了地理资料，没发现重名。殊不知没过多久，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热播，“乌龙山”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下。多少年后，湘西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称自己是“乌龙山人”。湘西龙山县有道很长的峡谷，原名叫“皮渡河”，索性改成了“乌龙山大峡谷”。湘西的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烟，酒厂生产过乌龙山牌苞谷酒，有一家餐饮企业取名“乌龙山寨”，在省城开了连锁店，门厅正中屏风上一幅“乌龙山剿匪记”浮雕，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还听人说过，《乌龙山剿匪记》摄制组当年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后来那个招待所改了名字，叫“乌龙山宾馆”。申军谊住过的房间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钻山豹旧居。

　　记者：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IP价值，您的一部文学作品让当地复制和创造了旅游资源，带来了品牌效应。

　　水运宪：有一次我陪外地亲戚去张家界天子山游览，导游妹指着路边一个小山洞说：“你们一定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吧？那我告诉你们，榜爷就是在这个洞子里被抓获的。”还有一次，我到湘西某县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县领导陪我们参观游览。穿过一个山洞出来时，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悬崖说：“上头有几间木屋子，就是榜爷的故居。湘西剿匪之前，钻山豹、四丫头他们经常聚在那里开会。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珍贵得很，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县领导知道我在场，不免有些尴尬，赶紧打断她说：“那只是作家创作的。”那位导游小姐却非常执着，还跟领导争辩：“领导您可能不知道吧？写《乌龙山剿匪记》的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的故居，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同行的朋友们居然没有发笑，而是用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不夸张地说，当时我还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记者：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比如贾宝玉、孙悟空，他们都是虚构的，但是在人们看来，他们比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还要真实。

　　水运宪：是的。文艺作品产生的后续效应往往也是作家本人始料未及的。《乌龙山剿匪记》起初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假乱真，时间长了，以假乱真发展为弄假成真，连我都有点百口莫辩了。虽然啼笑皆非，但内心深处时不时也颇感得意。

　　将现实中人性的光辉

　　转化为文学的真实画面

　　记者：在我印象中，《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最大的受益者是申军谊。

　　水运宪：最早剧组想让申军谊演正面人物东北虎，但他本人对钻山豹更感兴趣，就去找湖南台电视剧部的主任康健民，说不行的话他就不演东北虎了。康健民一看这个人吊儿郎当，什么都不在乎，觉得他可以演土匪。1988年，申军谊因出演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在影视界声名鹊起。到了2011年，他在浙江长城影视公司担任策划，提出翻拍《乌龙山剿匪记》的想法，获得公司的认可。他又多次与我联络、沟通，拿到了小说改编权。应该说，申军谊对这部戏是很有贡献的。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是一部建立在真实采访基础上的小说，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水运宪：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真实性并不可靠，所见所闻未必是一切真实的标准。真实性是科学层面的定义，真实感是文学层面的定义。功力不足的作家，把生活中的事情写得不伦不类，无法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将真实感无限扩大，也会造成读者的不信任。真实性在先，才能悟到真实感。文学不必照搬生活，只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有的小说即使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但深刻反映了真实生活，因而让人们产生了真实感。我觉得真实感必须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但它不是复制生活表象。生活真实性是文学的源头，艺术的真实感才是文学的生命。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更接近于通俗文学，您怎么评价自己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水运宪：搞文学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文学的潮流时刻都在变化，很多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影响的作品往往被贬损为大俗浅陋之作。大众化的作品似乎不如小众化的东西有品位，登不了大雅之堂。时至今日天地轮回，搞小众文化的先生们终于把自己也挤到了文化边缘，坐在冷板凳上开始反思。我得以从三十多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再度审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大俗之作。无论如何，一部作品能够持续热播几十年，一个虚拟的地名能够这样被人熟记，一群塑造出来的人物多少年后还能让人耳熟能详、如数家珍，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孰俗孰雅还重要吗？所以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这本书，我的心态很坦然，相信能获得更多新老读者的认可。

　　记者：您认为当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观众？

　　水运宪：我们总希望写得很有力量，很有思想，很有深度，但老是没有记住一件事，就是这个作品要给读者、给观众看。我认为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故事写得更精彩，把人物写得更鲜活。一句话，把心交付读者，把情给予观众，怎么好看怎么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立意再好，没人看就没意义了。

　　水运宪自述

　　以情动人的叙述

　　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1966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我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学徒工，学过制氧、翻砂、机械操作，还当过电工。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很平静也很单调，闲暇之余我便用写作填充精神的空虚。1975年，我开始发表一些小作品。

　　1978年，我创作了剧本《为了幸福，干杯！》。不久剧本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自然来稿中发现，通知我去北京编排话剧。由于有众多国家级艺术名家出演这部戏，北京观众争先恐后地观看，媒体好评如潮，不久便以榜首的位置夺下了当年的国家剧本大奖。与此同时，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

　　1980年，我将14万字的小说《祸起萧墙》寄到《收获》杂志社，那时巴金先生是《收获》的主编。我接到通知赶到上海，责任编辑李小林针对我的小说提了十多条意见，让我修改。

　　有一天，李小林两口子请我去红房子吃西餐，然后请我去他们家坐坐。进到他们家，突然见到了文坛泰斗巴金老先生。我当时孤陋寡闻，还以为巴老姓巴，绝没料到李小林就是巴老的女儿。跟巴老聊天的时候，我谈到了即将修改的十多条意见，巴老竟然直截了当地说：“你这篇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他们又没有你的生活感受。你不用都听他们的，自己想改的地方就改，觉得不用改就不改。”

　　后来，我有机会陪同巴金先生在浙江莫干山参加《收获》举办的笔会。在那一个月时间里，他很喜欢听我讲工厂的一些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笔会结束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与张辛欣、巴老坐在一起。途中我讲了一些我家人的故事，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动。张辛欣问巴老：“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故事呢？”巴老答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如果感动了，这就是结构。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这番话非常朴实，却让我突然悟到了文学创作的真谛──叙述出来能够以情动人，这样的结构就是最好的。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感动读者。巴老不善言谈，也不愿意指导别人如何写作，更不喜欢干涉他人的创作。恰好他这些朴实的语言，更能够影响到作者和读者。

　　我至今保存着许多与巴金先生的合影，还有很多他亲笔签名送给我的著作。他最真诚的一句名言“把心交给读者”，深刻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

　　巴金先生是一位文学巨匠，晚年出版的《随想录》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一位达到了炉火纯青、物我两忘境界的文学巨匠，巴老毕生都没有停止过自我完善。对我们这些后学而言，巴金先生如泰山北斗立于心中，直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