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年先生作为老一辈书法家，他那典雅清秀、格局优美、气势贯通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久负盛名，而他鉴定碑帖的经历和成就却鲜为人知。其实，李先生对鉴定一道不但情有独钟，眼力也非同寻常。数十年苦心搜求和积累，他的收藏异常宏富，堪称天津乃至全国的碑帖文物收藏大家。

　　旧时人称碑帖拓本为“黑老虎”。李鹤年先生在世时曾对我说：“那时我对‘黑老虎’简直是着了迷。我差不多每天都逛天祥商场和其他碑帖文玩商店，凡碑帖拓片，不管是原拓还是印本，只要我没有我就买回家来。”

　　先生向我讲述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天津沦陷期间，一天，李鹤年像往日一样来到天祥商场，打算选购几本碑帖。天祥商场三楼有一家书店叫中西书店，老板叫张致功，大徒弟人称“小段”。走进书店，李鹤年在书堆里发现了一摞《孔宙碑》的拓片。拓片贴在清朝科举考试的大卷子上，看起来很陈旧，上面有魏稼孙的鉴藏印，印章为赵之谦所刻。李鹤年粗略一翻，心怦怦直跳，觉得这拓片非同一般，却又怕卖主要价太高，自己无力购买。一问小段，小段只要两元，稍稍一对付，一元钱便卖给了他。当时，华北使用的是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伪币，人称“联币”。“联币”一元实在是太便宜了！李鹤年高兴得手舞足蹈。

　　其实这份《孔宙碑》拓片是宋拓珍品，显然是书店的人不懂眼，真东西给“漏号”了。李鹤年怎么看出它是“真东西”呢？这与他个人的眼力和见解有关。

　　《孔宙碑》拓本众多。民国年间，有正书局发行一石印本，是用大收藏家端方收藏的宋拓本翻印的。端方在拓本上有题跋，其中提到他那拓本中“高”字的某一笔画宛然尚存，可是这一笔画在明拓极旧本中已泐蚀，“故王文敏公（王懿荣的谥号）定此为宋拓，盖灼然有见也”。而李先生买到的那个拓本，“高”字的那一笔画非但犹存，而且比端方藏本还要清楚。既然端方的藏本是宋拓，李先生的拓本只能早于端方的藏本。

　　但像“高”的笔画的剥泐状况是多数鉴定家都知道的，伪造者可以有意识地去伪造，故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为证。李鹤年又考察并比照其他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笔画，更证实了这个拓本是宋拓无疑。比如碑中有个“贤”字，“贤”的一捺，很多拓片和印本都有残缺，而李先生购得的这个拓片则完整无残。文明书局当年用俞复的宋拓本翻印的珂罗版《孔宙碑》上面“贤”的一捺也与李的拓本一样完整。可见李的拓本同俞复收藏的宋拓本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李鹤年买到《孔宙碑》拓本不久，北京观复斋经理胡介眉来到李家。李鹤年将拓本拿给胡看。胡是行家，专门卖碑帖，他端详了好一会儿，连说：“这东西好！够年份！”李鹤年问：“如果有人将这拓片卖给您，您肯出多少钱？”胡介眉说：“我至少可以出800元。”胡接着问道：“你肯卖吗？倘若你这拓片的后面有乾嘉时代人的跋，哪怕是一两段，我可以出2000元。现在，联合储备银行的总经理正在大批收购汉碑，我要是卖给他，即使上面没有乾嘉人的跋，或许他也能出个好价钱。”李鹤年不过是试探而已，当然没有卖给他。后来，这个拓片又经方若、王襄、吴玉如等人鉴定，都认为是宋拓，并作了题跋。

　　所谓“见多识广”，李先生巧购《孔宙碑》拓本可说是对这句人所共知的老俗话的最好诠释。2012年3月，我在纪念李鹤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的研讨会上说：“李鹤年的成功在于起点高、涉猎广。他学习鉴定与研习书法共同起步且相互融合，收藏与鉴定并行不悖，并且相互促进。鉴定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法又促进他更深入地从事鉴定，收藏使他的鉴定具备了丰富的资料，鉴定又增长了他收藏的眼力和层次。这就是李鹤年先生的道路，这是他在治学和艺术上不断拓展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