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静堪称津门红色女作家的代表。她与孔厥合作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很高的艺术水准，其中的英雄情、儿女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热血儿女。

　　袁静出身书香仕宦之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之后，受到新文化思想的熏陶，袁静积极追求进步。她曾在天津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又从事妇女运动工作，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也在天津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担任过领导职务。

　　1949年， 袁静与孔厥合著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在解放区文学界引起轰动，名噪文坛。郭沫若说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新儿女英雄传》便是成功作品之一。袁静在《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写道：“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妇联主任马淑芳同志聊起她参加革命的经过。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奋斗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和兴趣，使我有了想要塑造这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我好像发现了新的矿藏，说服了我的合作者。”袁静与孔厥详细列出写作提纲，由袁静写初稿，孔厥加工修改，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部反映白洋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便脱稿了。这部作品最初连载于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深受广大读者好评，并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获得表彰。郭沫若赞誉：“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水浒传》和《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正式出版时，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写了序言，给予高度评价。

　　所谓的“儿女英雄”，一面是缠绵的儿女情，一面是铿锵的英雄情。小说以杨小梅、牛大水、张金龙三人的婚姻纠葛以及冀中白洋淀人民群众武装斗争两条线索展开，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锻炼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英雄儿女。在金戈铁马、血火交织的战场上，既有儿女情长，又有英雄事业。这样的时代主题契合了当时政治话语要求的革命性。郭沫若说，“这里面进步的人物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气质使我们感觉到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中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这样的文本能够教育和感染读者，使读者认识到：我们平凡的人也能够和他们一样，成为革命的英雄儿女。

　　《新儿女英雄传》描写了在共产党员黑老蔡领导下的抗日自卫队的艰苦斗争，表现了人民抗日力量的成长与胜利，生动地刻画了战士思想觉悟提高的过程，以及在战斗中生死与共、成为英雄的成长历程，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道德理论，但从中可以发现，书中所塑造的儿女英雄形象都是以活生生的抗战英雄们为原型，他们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有着淳朴而坚定的信念：不当亡国奴，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

　　作品中主要塑造了杨小梅这一典型的抗战女英雄形象。她由一无所知、婚姻任由母亲安排而无力反抗的农村妇女，成长为敢于独自深入伪军内部的抗战女英雄。杨小梅这一形象有着独特的存在价值，她标示了妇女解放所达到的高度。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家族既是国家的柱石，也是个体的精神家园，个体只能在满足家族需求中获得价值。如果说男性报效国家是为了觅得爵位后“封妻荫子”的话，那么女性对家族的奉献，则是为了“子贵母荣”。因此，女性如果没有走出家族，就必然要在既定的法则中苟且生存，更不存在所谓自我解放的问题；只有当女性走出了家庭，走向了更为宽广的社会，并且这社会也为女性的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时，女性才会迈出自我解放的第一步。小说中，当杨小梅终于走出了旧家庭之后，她的世界才摆脱了丈夫张金龙和儿子小瘦的钳制，进入了一个可以追寻自我价值的新生活中。此外，杨小梅的解放还体现在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早在和张金龙结婚之前，杨小梅就对牛大水怀有爱慕之意，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完全抑制了她的婚姻自主。革命之后，她不仅离了婚，而且还实现了婚姻自主，和牛大水结婚，这一行为更带有妇女解放的鲜明特征。

　　作者通过杨小梅的事例告诉读者，妇女的解放只有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才会找寻到出路。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杨小梅的出走只能演化为个人的反抗，正是革命为杨小梅的出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当杨小梅在一个新的社会机制中重获新生时，她的解放就和社会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杨小梅在小说中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她的存在使英雄叙事不再仅仅停留在英雄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了儿女之情的层面，她的解放使英雄情和儿女情在小说文本中获得了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