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园子
老天津卫各类剧场很多，不叫剧场，叫戏园子；看戏不叫看戏去，而叫听戏去。甭管多大的角儿，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时调的，唱错了半拉腔儿老戏迷们都听得出来，听觉的重要性有时高于视觉。
像中国大戏院专请名角儿的那么高的台面能有几家呢？一般的戏园子面向大众，靠近街边儿，开戏时锣鼓点儿行人们听得清清楚楚。自打清末民初，南市一带的娱乐场所就越聚越多，京剧、评剧、梆子、相声、鼓曲、评书、时调、杂耍……白天晚上都有演出的戏园子，就有群英、大舞台、共和（庆云）、上权仙、上平安、黄河（升平）、长虹（权乐）、燕乐、丹桂、中华、华林、聚华……这还未算上新时兴的电影院，各种茶楼、澡堂子里面设的小舞台。可以说，南市地区整个儿就是一座娱乐城，终日声腔嘹亮弦乐悠扬锣鼓铿锵。
京剧乐队主要分为“文武场”，武场主要是鼓佬、大锣、小锣、镲 （又称钹），皇帝出场、婚礼场面或散场时吹唢呐。文场主要用京胡、京二（胡）和月琴。地方戏曲中，各种“梆子”一般只是多了敲梆子，粤剧则用高胡，很有广东音乐特色。
老友高长德，青少年时在群英戏院对面住了12年，几乎就是在演出声响中长大的。尤其到了夏天，家家户户得开窗子，那年头儿没有空调机，剧场里人多太热，只能打开天窗通风。剧场周边都是胡同，又都是二层楼，剧场顶棚朝向东西南北开着天窗，那动静、那喧哗！如果唱文戏咿咿呀呀，只是由京胡、京二（胡）、月琴伴奏还好一些，若是演武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就锣鼓镲翻江倒海可着劲儿敲！更有甚者，当年还时兴京剧与梆子同台轮演，美其名曰“两下锅”，三四流演员及跑龙套的可以是一拨人，穷戏子们图的是多挣点饭钱，两个剧种的老板也可以节省人工费，乐见其成。这可就更加苦了住在周边的居民喽。河北梆子演员的高腔大嗓儿，加上梆子声敲个没完，四周的胡同还筑就了天然的“传声筒”“扩音器”。现在的人们会很奇怪，住在那种地方的人还怎么休息？可是当年居民们却能够安居乐业，久而不闻其声。那时候，中国尚未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小农经济“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之传统观念影响深远，外来人口来到天津卫打拼，立足未稳先在南市廉价房屋租住，热闹些怕什么？有钱你去租界住小洋楼儿呀，那儿清静！
长德兄上小学、初中、高中时，每天就是守着戏园子“文武场”做作业，也读出了个好学生。1957年，他是揣着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通知书进入天津人艺的。这辈子当过演员、编剧，市文化局分管文艺演出的副局长，临近退休，又奉命负责戏曲、曲艺“音配像”等大型文化抢救工程。终生和戏剧结缘，谁又能说不是因幼时厮守戏园子的缘分而发轫呢？
当年的劝业场一带，不仅是商业街，也是座娱乐城，劝业场与一墙之隔的天祥市场尚未合并，戏园子都是相通的。劝业场三楼的天华景、四楼的天宫；天祥三楼的广寒、四楼的大观园；马路对面泰康商场三楼的小梨园……因几座高楼距离很近，彼此音响之声相闻，举步即可串门儿。于是就有了一些传说，有些阔绰而执著的戏迷，只为了捧某位角儿的某段唱腔，听完拔脚就走，赶到旁边戏园子去听另一位角儿的另一段唱腔。
据记载，老天津的戏园子、电影院、曲艺厅、（评）书场、茶楼或浴池里的小舞台多达上千家，这还不算南市“三不管儿”、东兴市场、谦德庄那些“撂地儿”卖艺的……整个老城几乎成了名角斗唱、鼓乐齐鸣的“发声体”，老天津卫的交响乐啊！而如今的和平路算是彻底地安静下来了……
由戏园子里演出的锣鼓镲，我不由得想到了曾经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锣鼓镲，也不知道是生活中的锣鼓镲传到了戏剧舞台上，还是戏曲演出的锣鼓镲延伸到了生活中，民间无论是娶媳妇，还是办丧事，都要有乐手，只是多了一支唢呐。富户给老人庆寿虽然不敲锣打鼓，也要请戏班子唱大戏，那不还得文武场乐手齐全才热闹吗？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适应性很强，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锣鼓镲竟参与到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凡遇国家有大事，人们就会上街游行，以示庆祝、拥护……每一支游行队伍后面都会跟着一辆三轮车，几个人站在车上敲锣打鼓，那真叫锣鼓喧天，震耳欲聋。当年的机关团体、学校院所、工厂企业……都备有三轮车，大鼓大锣大镲，并有喜欢敲锣打鼓之人，随时有事即可出动。
打击乐，还令人联想到老天津曾盛产的原生态“打击乐”──铁匠铺。天津卫是三北地区铁制农具和家用小铁器供应地，拥有许多远近闻名的打铁一条街：三条石、大红桥北、谦德庄……河东（火车）南站，则是各种钢材生铁熟铁黑铁白铁的中转站。三条石烧炉子锻造抡大锤的多，能够制造早期工业所需钢铁器具及家用铁锅、烧水壶、铸铁灶具等。谦德庄多有打造白铁器件的摊位，小街两边终日哐当当、锵啷啷、喀哒哒……吵得行人说话都得大声喊，更增添了那份嘈杂。那时候贫穷人家多，他们喜欢去定做烟囱、簸箕、喷壶、筛子、漏斗什么的，式样尺寸任选，价钱便宜，又经久耐用。大约20年前，我们为了拍摄老红桥的片子，去过那片仅存的老街，听到久违了的打铁声便奔了过去，街边仍然有打烟囱、打簸箕的，我特意买了一把浇花用的喷壶，留作纪念。
钟 声
城市烦人的噪音越来越多，好听的声音越来越少了，例如钟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假如没有钟声，寒山寺与客船失去了关联，也就诗意全无了。
电报大楼的钟声多年听不到了，有人说它似乎还响，高楼太多，把它阻隔在很小的范围里了，当年它可是天津城的“男高音”呀！位于和平路的四面钟更为古老，但四面钟是个哑巴钟表。旧时代的人穷，身上戴手表、怀表的人不多，大街上的公用钟表很受欢迎。百年兴旺的老街和平路、滨江道是全市的商贸中心，四面钟也就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了。
自打上世纪50年代盖起电报大楼，楼顶上的时钟便蹿升为天津第一钟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传真机、电脑等通讯工具，就连家庭电话也尚未普及，去邮局拨打长途电话又很贵，相比之下发电报比较便宜，因此电报大楼的业务很繁忙。用今天的时髦词儿说，电报大楼很会刷存在感，它的知名度并不在于它的业务，毕竟人们未遇急事是不常去发电报的，一般的邮寄事宜就近找邮局也可以办理。电报大楼在市民公众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在于它那时时响彻云霄的钟声。
说它“时时”响钟一点儿也不夸大，它确实每个钟头都殷勤地报时。一点钟，响一声；两点钟，响两声……中午12点，当当地响上12声，跟礼炮似的。人们只要细听响几下，就知道是几点钟了，它还暖心地只在白天轰鸣，夜里从不扰民。
除了电报大楼的钟声之外，那年头的挂钟、座钟都是有声的。不仅繁华街市鳞次栉比的店铺大都有挂钟，且以大挂钟为排场，就是里弄人家也时兴挂钟或座钟，下方有个小铜锣儿似的坠儿，嘀嗒作响摆来摆去，半点钟报时响一声，正点时响上好一阵儿。逛街时若正巧赶上正点钟，家家店铺开开合合的“门脸儿”，就会传来钟声大合奏，平添一份热闹。
教堂的钟声，每到星期日或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才敲响。可能因为天津历史上发生过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后来又发生了法租界当局私自扩界的“老西开事件”，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很少听到教堂的钟声。“文革”中，我亲眼见到了一伙红卫兵爬上西开教堂穹顶，锯掉了高耸入云的十字架，还把塔钟搬了下来。那天我正巧路过那里，穹顶上已有几个腰里拽着绳子的愣小子在动手了，圆圆的塔顶没抓没挠的，真不知道第一个“亡命徒”是怎么攀上去的。
大约到了1968年，天津人艺排练了一部新戏《风华正茂》，翌年赴京汇演还获了奖。那年头儿讲“命题写作”“集体创作”，我是编剧之一。全剧尾声为了强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题，上级要求在“警钟长鸣”中落幕。音响效果员试了好几种钟声，上级都不满意，怒斥我们“还不够震撼人心”。万般无奈，我们经宗教局介绍去西开教堂求援。在教堂后院，十几个大小伙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口大钟拴到了架子上，一敲，震得大家直捂耳朵。录音机使用当年那种手提箱大小的“磁带转儿”，让人一敲再敲，录了好几遍这才放心。赴京会演审查之前，传来谎信儿说，“旗手”会来看戏，市里更重视了。上级听了钟声很满意，但说还不够“震撼”，让我们再去录一次，再敲响一些。我们又一次去教堂求援，神父们不敢说话。闻讯赶来的宗教局干部劝阻道：“千万别再录了，上次一敲钟，方圆多少里地的教友们都聚来了，出了事我们担不了责任。”只好作罢。录音师设法把录音机的音量增到超大，把上级给糊弄过去了。演出时，那“警钟”一长鸣，震得观众不等落幕就噼里啪啦掀椅子退场，得，也甭管什么剧场效果了……
昔日的学校也有钟声。我的母校女一中位于海河畔，旧时曾是德国兵营，四面为德国古堡式建筑围成井字，中间的天井面积相当于一片小操场。“古堡”至解放路之间有大操场，体育课、运动会才在操场举行，校长训话、小型演出都在天井集合。北侧有个砖石讲台，讲台旁有一棵老槐树，树上挂着一口铜钟。
我于1956年上初中，记得初二或初三那年全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一齐除“四害”。那本来是好事儿呀，可是不知哪位“四害”专家，把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归于“四害”了，一下子小麻雀们可就倒霉了。怎么灭麻雀呢？那时是“一声令下，统一行动”，到了麻雀该死之日，全市所有建筑的楼顶都站满了人，不许有一处死角，人人手拿能找得到的任何响器，敲锣的、打镲的、打鼓的、吹喇叭的、敲盆的、敲铁簸箕的、放爆竹的、放高音喇叭的……实在找不到可敲打的东西，便倒拿扫帚朝天挥舞，或竹竿上绑面小旗摇来摇去……扫帚、竹竿都被抢光了，登上露台张开手臂大呼小叫也行……这都是为了嘛呀，目的是全市“打一场人民战争”，不叫麻雀飞落，累死它！
本来学校上下课早已用上电铃，只在节日或举办特殊活动时才会敲钟，在那场空前绝后的人雀大战中，老槐树上的铜钟可就派上用场了，歇人不歇马，女生排着队轮流摇绳子敲钟，前面的胳膊酸了后面的立即顶上，钟声整整响了一天！
还别说，小麻雀突遭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哪儿都不能飞落，又惊又怕喳喳乱叫，在空中乱扑腾几时就不行了。它不是候鸟，没有长途飞行的遗传基因，只要跌落下来就会遭人扑打。不出半天，我还真见到累死吓死的麻雀摔到地上，嘴角还流着血。
老槐树上的钟声，那是我听到过的最为绵长、荒诞、匪夷所思的钟声……
汽 笛
如今很难听到汽笛声了，昔日那浑厚悠长的汽笛，是多么令人难忘呀……那时的海河显得很宽，因为两岸没有高楼。河水也深，可以行驶轮船。我年少时赶上了海轮进市的尾巴，从大沽口进来的货轮，停靠在岸边仓库旁，一片繁忙的装卸景象。依循传统，轮船到岸离岸或河中两船相会都要鸣笛致意，浸着水音儿的汽笛声时起时伏。
客轮泊位只剩下大连码头了，每个星期有两趟驶往大连的班船。我家住在小白楼与海河平行的大沽路，中间只隔一条解放路，二层楼窗子朝向海河。每当客轮起航，就有划破黎明静寂的汽笛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前来敲打我的小窗，召唤我这个从未见过大海的小丫头去远方看看。盛夏天长，汽笛响起时晨曦初显。隆冬日短，汽笛擦着我的梦境的边缘摸黑儿就告别了。我爱睡懒觉，多少年来都是只闻汽笛响未见航船面。
终于有一天，我禁不住远方的呼唤，起了个大早儿跑到大连码头去看。只见白色客轮旁，旅人与送行亲友依依惜别，待到栈桥收起，船上船下的人们挥手告别，难舍难离。忽听一声男中音式的汽笛声，像是冲破阻塞噎噎响起：呜──此情此景，哪堪这一声直抒胸臆的仰天长啸，船上、岸上的亲人们顿时呜咽、呼喊、奔跑……又一声汽笛变得高昂洪亮，直冲苍穹，将满船的旅客引向天高海阔的远方……
日常生活中，还有和市民百姓关系更为紧密的汽笛，一种“小号男中音”式的哼唱，晨晨暮暮终日不断，那就是摆渡了。当年没有大光明桥，有个大光明摆渡口。幼时，我坐过船家摇橹的摆渡，船尾橹板吱吱呀呀摇出舒缓的水声。后来有了汽船，每天从天不亮一直到夜晚，都有两艘对开的汽船摆渡，两船在河心相遇时都会鸣笛致意。家住河西、河东的人们，上班下班来来往往，水面上的汽笛声便呜呜欢叫个不停。船尾哗哗喷溅的浪花儿，拖着两条银白的长龙，一波一波冲击到垂直的岸崖撞击出涛声，都是在为汽笛伴唱。
岸上还有一支奇特的“打击乐金属乐队”，卖力地为汽笛伴奏。当今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那是摆渡入口的“售票处”。无人售票，只有一个投掷硬币的金属桶，桶面开有小小的斜口，里面有个螺旋形小滑梯。人们排队顺着铁链子上摆渡经过掷币桶，往桶里投掷一分钱钢镚儿。铁链子另一侧是自行车专用道，推车人往桶里投掷两分钱钢镚儿。无人看守，无人逃票，一枚又一枚硬币滚入桶里时，发出金属相撞十分响亮清脆悦耳的音响，咣啷啷、咣啷啷，两岸各有一支这种奇特的“金属乐队”，隔河演奏，终日不绝。
我平时难得去一趟河东，但只要手里有两分钱钢镚儿，我就喜欢坐摆渡。到了河对面上岸，只有一条空旷的小马路，连一家商店都没有。我总是拐到六纬路，去看那一座座旧俄租界留下来的俄罗斯风味的小木楼，跑累了再回码头扔进一分钱钢镚儿，坐摆渡回家。
现今的海河静寂、沉默，两岸轰隆隆的“车河”，取代了河流……
还有一种陆地上的汽笛声，那是昔日城市声响的最高音──火车的鸣叫。天津是铁路枢纽，拥有东站、北站、西站三个火车站，位于河东区海河边还有一座运货的南站。火车和轮船同样懂得礼貌，进站时鸣笛问候，离站时鸣笛告别。可能因为那年头儿车辆不多吧，居住在铁路沿线的市民，也不觉得响亮的汽笛是噪音。从市区地图上看，小白楼和东站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当年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的阻隔，到了晚上我在家里便能听到火车汽笛声。不仅是汽笛，就连火车的驱动铁轮碾轧铁轨的节奏都能听得到。暗夜中，枕着渐行渐远的大地的震颤入睡，倾听分外清晰绵长的汽笛，想到列车里那些赶路的旅人，也不知他们为了什么奔向远方？那是最早勾起我内心的疑问：人，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里去？列车离开市区越行越快，震声越来越弱，我心里又生出一股伤感，怜惜它独自在深夜的旷野上奔行……划破夜空的汽笛长鸣，竟叫我无端地惆怅，我知道自己长大了，开始思考人生之路了。听着轮船、火车的汽笛长大，使我心里打小儿就向往着未知的远方……
蒸汽机时代的音响远遁了，它曾承袭了远古传下来的原生态声息，汇成了终究还应归为“慢生活”的生存方式。如今它们都消逝在历史隧道的深处，但属于它们的那一代人没有忘记，昔日的青春记忆，那些叮咚铿锵的年华犹在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