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是弘一法师出家之前的名字。许多人是先知道弘一法师，后才去了解李叔同。但了解与知道得越多，就越难以把两个名字对应到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括研究者在内，也没人真正说清楚李叔同究竟是如何成为弘一法师的。

　　近读汪兆骞先生所著《李叔同传》，发现这本书的写作线索，即是想弄明白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一线索草蛇灰线般贯穿始终，但也偶露峥嵘──在其中的一个章节里，作者暂时脱离传记书写者的隐匿身份，以当下人的姿态站了出来，态度鲜明地表示，李叔同与红尘一刀两断的动机，很难成立。曾写作过七本《民国清流》的汪先生，对民国文人了若指掌，他否定了李叔同在书信与言谈中所说过的出家理由，并含蓄地指出，起码在这点上，李叔同也许并不打算告诉世人真相。

　　有关李叔同出家，曾有过多种解读，包括“艺术升华为宗教”、追求“人格圆满”“济世论”“厌世论”“社会责任意识”“因缘”，但汪兆骞先生以那个年代的反例，以及言简意赅的反问，破解了这些说法的客观性。当然，作者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用这部传记，记述了李叔同的童年、家庭、与父母亲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生活等，呈现了李叔同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至于是哪一点触动了李叔同隐入空门的想法，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这恐怕已成永远的秘密。

　　碰巧地是，在读《李叔同传》之前，刚读完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这部久负盛名的小说的主角也是名僧人，三岛由纪夫以敏锐的文笔，对这位名字叫沟口的僧人的内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那是一片怎样的内心啊，那是草木肆意生长的荒原，那是燃烧得噼啪作响的火灾现场，那是人性幽微与冰冷被热烈欲望逼迫到一角的挤压与烘干……我相信年轻时的李叔同，一样有过这样的内在，只是优美的纸、优雅的墨、优秀的词句，把本该汹涌喷薄的内在一一镇压。

　　李叔同就是一位优秀的“镇压者”，他年轻时的才华横溢、风流不羁、风雅兴寄……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传统文人释放内心的常见方式。李叔同有着丰富而庞杂的内在，同时释放的出口也有许多，比如写作、办报、出版、书信、书法、音乐……最后虽然遁入空门，上述出口仍然是他与俗世建立联系的通道，只不过又增添了一个经卷编辑、整理与抄写。李叔同真正彻底斩断的，恐怕只有情感这一条线，他对原配俞氏、日本妻子雪子、父亲、兄长等，都表现出了某种冰冷的决绝。他让人尊敬，同时也令人叹息，有时想来，他的故事不过也是一出才子悲剧。

　　李叔同最鲜明的标签，也是最不可撼动的身份，都可以归结为“才子”二字。他的才华来自童年早慧和良好教育，也依赖于家庭呵护与经济保障充足。在苦难年代，他未曾遭遇任何物质上的苦，而精神上的困顿，由于头绪繁多且飘摇不定，也很难真正找到源头。在他一生当中的大多数时候，“才华”是能带给他安全感与存在感的东西，唯有展现才华的时候，他是独立且熠熠闪光的。他仿佛意识到这一点，身入佛门之后，似有意抵抗才华之外的浮华，但依然为才华所累。这一点，忘年交李芳远曾写信提醒，指出他与官绅、名人等往来颇多，已经变成了“应酬和尚”，劝他闭门静修。他惭愧地接受了建议。

　　即便成了和尚，但李叔同的文人精神仍然伴随一生，《李叔同传》在写作时，使用了大量的典籍故事、诗词名句，渲染出了李叔同的生存环境与精神源泉。其实不只是李叔同，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包括当下诸多舞文弄墨者，又有多少人能摆脱孔孟老庄的影响呢。李叔同出家时，他一直站在一条门槛上，一边是传统一边是现代，一边是乱世一边是宗教，他在矛盾、复杂与困顿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如今读他的故事，或可更多地去了解民国文人的精神与内心，也可找到相对无言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