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书画艺术是我们的国之精粹，亦展现文人风骨。启功先生既是教育家、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也是独步当代的大书法家、继承了中国文人画优良传统的画家，堪称诗书画三绝。他将学术与艺术相贯通，将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完美结合，成为古书画鉴定的通人。
本书分为六个篇章，既有古书画鉴定方面令人心折赞叹的精深研究、独到见解，也有对整个书法史的深入解析、透辟之论，其《论书绝句》及口释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书法史。同时还有怀念吴镜汀、溥心畬、齐白石、李叔同、台静农、赵朴初先生的文字，朴实平淡之中勾勒出一代大师的风范，仁者永怀无尽意，令人无限向往。
一、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
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首先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即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文物单位的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混乱、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的，并且是应该允许的。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理论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问，怎么才更科学，或说还有什么更好的科学方法？我个人觉得，首先是辩证法的深入掌握，然后才可以更多地泯除成见，虚心地尊重科学。其次是电脑的发展，必然可以用到书画鉴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笔的压力、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字的行距、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强弱以及他年寿的长短。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百年中间的时间差异。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
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情理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吗？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像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一）古法书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法书，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钩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向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二）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法书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三）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何以没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谁也无法妄加推测。但常见有人追问：“这到底是谁画的？”这个没有理由的问题，本不值得一答，古画却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谓“好事者”或“有钱无眼”的地主老财们，没名的画他便不要，于是谋利的画商就给画上乱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一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四）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本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五）直接作伪。彻头彻尾的硬造，就更不必说了。
（六）代笔。这是最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要）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还有代笔人专门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手，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畬先生在纸绢上画树木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重叠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专门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
三、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前七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一）皇威。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
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的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吗？
（二）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
（三）挟长。
（四）护短。
（五）尊贤。
（六）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佳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
（八）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
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坚持真理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迁就世故是旧社会的残余意识。在今天还有贯彻新道德的余地的情况下，注意讲求，深入贯彻，仍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值得今天做鉴定工作的同志们共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