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之际，诸侯割据，战争频仍，莽汉与赌徒齐聚，英雄为滥赌而来。既为赌，则只顾输赢，无论道义。为一己之私而奴颜婢膝者有之，为保身家性命而改旗易帜者有之，许多所谓的英雄好汉，朝为秦臣，暮为楚将，旋又做了汉家奴。至于忠信之士，可谓寥若晨星。不过，这种人尽管凤毛麟角，但毕竟还有，赵相贯高即是。

　　贯高服务于赵王张敖──已故赵王张耳之子、汉高祖刘邦的驸马、鲁元公主的丈夫。刘邦对这个女婿一直不怎么待见，见面经常将他无端责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自平城经过赵国，张敖亲自安排饮食起居，礼节周到，恭敬有加。但刘邦无视女婿的周到和恭敬，依然如对待仇敌一般，对张敖不断呵斥辱骂，让这个一国之王在其臣僚面前十分难堪。

　　贯高原本是张耳门客，张敖继位后任相，一生服务于赵国，勤勉为国，忠心耿耿。因此，刘邦骂张敖，骂声却如利箭一样射在了贯高身上。贯高为此勃然大怒，并批评张敖太懦弱说：“如今群雄并起，能者皆自己做主，大王对皇帝恭恭敬敬，却招来谩骂侮辱，让我替大王杀死皇帝吧。”贯高的一番话，吓得张敖面如土色，立即咬破手指，滴血发誓，责怪贯高不该如此大不敬。贯高见张敖懦弱不堪，便联合同为赵相的赵午及其他十余人，准备暗杀刘邦为赵国雪耻，并说：“事成功归赵王，事败我贯高独自担责！”于是，就有了行刺刘邦的预谋。

　　第二年，刘邦出兵追剿韩王信余党后，南归过赵。贯高利用职务便利，获悉刘邦将在柏人县（治今河北隆尧县西）过夜，便与赵午诸人议定，于刘邦拟将宿营之地布置伏兵，只待虎入牢笼。谁知，刘邦抵达后，听说这里县名为“柏人”，心有所感，默念道：“柏人者，迫于人，不吉！”竟不宿而去。

　　事情本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但天下总不乏多事之徒。贯高有一仇人，不晓得从哪儿得知此事，遂向朝廷告发贯高行刺皇帝。这还了得，刘邦立即下令将张敖、贯高、赵午等以谋逆罪逮捕。赵午等人一听说刘邦派人来捕，纷纷打算自杀。贯高见此大骂道：“大王未参与行刺，却即将遭到逮捕，倘都这样轻易死了，谁替他洗刷冤屈呢？”贯高因此从容就擒，随张敖一起被关进槛车，押解去了长安。

　　押至长安后，贯高被交廷尉审讯。汉朝的廷尉，以严酷著称，何况这种谋逆之罪？于是，贯高被鞭笞数千，浑身还用铁器刺了一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痛苦，贯高始终坚持张敖没参与、自己才是唯一主谋的口供。

　　刘邦听说后，不禁对贯高的坚强和忠贞暗自赞叹。刘邦示意与贯高有旧的中大夫泄公亲往狱中，当面向贯高求证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谋逆。面对旧友，贯高涕泪俱下，实话实说道：“赵王的确未参与，都是我自作主张。”刘邦得到确信，加上鲁元公主母亲吕后的从旁劝说，当即释放了张敖。

　　刘邦因贯高忠义，信守承诺，又让泄公代表自己去赦免他。当贯高听说刘邦释放了赵王后，如释重负，他拒绝了刘邦的特赦，并仰天长笑道：“我之所以被打得九死一生还未自杀，不过是为赵王申冤。如今，赵王无事，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随即自杀身亡。

　　有人或许会说，张敖与明朝方孝孺一样，都是愚忠的代表。辱国也好，辱王也罢，人家赵王都心甘情愿，你一介臣子，瞎操什么心，还拿命去争，把忠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这难道不是愚忠的“傻气”吗？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是一种毫无底线坚守的悖论，人倘若没有这样一股可以拿“命”去换的“气”，那就真的只剩下朝秦暮楚和见利忘义了。无论什么时代，忠贞不贰、舍生取义，都是一个民族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所谓“傻气”，让历史上那些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朝士，抑或处江湖之远的庶民，都找到了一种精神支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并为之坚守、为之奋斗，因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令人感佩。而这种“气”，在封建时代可表现为对君主的“忠”，今日则可继承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当这种“气”上升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时，那些背信弃义的事、见利忘义的人，便会日渐稀少，人人讲公德，个个有诚信，如此，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