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的晚会上，拉起了手风琴，同志们手挽手，激动了我的心……”这首旋律轻快、情调高雅，叙事朴实又充满激情的军旅歌曲《真是乐死人》，唱出了一位适龄青年渴望参军，却又曲折艰难、最终实现夙愿，应征入伍的快乐心情。歌曲盛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对这首歌我喜欢得不得了，当时练习吹笛子、拉二胡都是用的这个曲子。谁承想，等到我参军入伍时，一波三折并近乎传奇的经历，比歌曲中唱的竟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8年10月，我捧着一张油印的高中毕业证，回到了家乡。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这是适龄青年的神圣职责，自然踊跃报名。体检那天，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公社宣传队的伙伴儿们还都没起，我推上同伴儿的一辆自行车，是谁还把一件大衣扔给了我，登上自行车，一路二十里地直奔县城而去。

　　新兵体检在枣强中学，我对这里太熟悉了，三年初中、四年高中 （含“文革”两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到了学校操场，那里已有了许多人，县武装部的人正忙着找各公社清点人数。不一会儿，按照县武装部要求，参加体检的人员以公社为单位，八人一排在操场围了一个大圈，然后随着县武装部赵参谋的口令全体齐步走，庞大的人圈开始转动。出于好奇，我还边走边琢磨，不是说体检吗，这么多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检什么，听说要招800兵员，这来参加体检的还不得有几千人啊。

　　“那个穿大衣的下去！”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扭头一望，是站在圈中心的武装部赵参谋在喊，并且是指向我这个方向。我环顾了一下周围，还真没有别人再穿大衣，是说我吗，不会吧。“说你呢，穿大衣的，你下去！”赵参谋边喊，边走过来，直接指向了我。我只好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操场上的人圈仍在转动，围观者的目光投向了我，我愣在那里，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散场后，我找到吉利公社接兵的贾排长，领我去找赵参谋。赵参谋说这个孩子的腿有问题，走路一拐一拐的。贾排长说，我们都看过的，没问题啊。这时，我也赶紧向赵参谋解释说，我的腿没问题。赵参谋说，那你就再走几步看看。这时，现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好多人，除了参加体检的之外，还有住在学校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县、公社、大队）的人也来看热闹。

　　“大家让开点儿，让这孩子再走几步！”赵参谋喊。人群中迅速闪开一条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开始了单兵教练，挺着胸脯，摆开架势，在人群中间走了一个来回，周围的人开始议论：“没问题，小伙子挺棒。”

　　“你把大衣脱了，再走一趟。”赵参谋仍不放心地说。周围的人有助威的、有叫好的，上千人的场面没病也能吓出病来。我脱掉大衣，硬着头皮又走了一趟，当时只知道极力表现，证明自己的腿没有问题，至于这一趟是怎么走下来的，先迈的哪条腿、后迈的哪条腿，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二趟走下来，赵参谋给出了答案：是你的大衣有问题，走起来呼扇呼扇的，看着不对劲儿。天哪，谁能想到，借来的一件大衣，竟差点儿改写我一生的命运。

　　体检结束，部队接兵的同志要根据体检、家庭和本人素质等情况，进行预选排名。那年到公社接兵的有两支部队，一是导弹部队，一是步兵部队。导弹部队为特种兵，在公社的征兵人数是10人，另一支部队则要征几十人。就和现在高考一样，特种兵有优先录取权，对政治条件、身体条件等要求特别高，导弹部队和特种兵这两个概念，在当时是多么神秘、多么高深莫测，多么具有诱惑力，能去这样的部队服役，该有多自豪、多荣光。

　　很快得到消息，我已进入特种兵预选范围，并且排在第一名。是啊，我的条件应该是很优秀的，贫农出身、父亲和大哥都是国家职工，大哥还是复员军人，我作为高中毕业生，是适龄青年中的最高学历，体检合格，当特种兵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那几天，我是春风得意，志在必得。公社领导和村里干部也都表示祝贺，亲戚朋友更是赞不绝口，周围的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甚至还有找上门说媒提亲的。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环：政审。在村里召开的政审会议上，有人又把当年大哥政审未通过，从而毁掉政治前途的事搬了出来：上世纪60年代初，大哥所在的石家庄军分区曾三次来人外调，欲解决大哥的入党和提干问题。只因当时有人咬定我们家的一个五叔，在抗日时期被共产党镇压，大哥的政治前途就此被断送，随之复员回家。在这次入伍政审会议后，接兵的同志便将我这个特种兵的预选一号，从他们的名单上无情地划掉了。

　　春节到了，我们村有七个人同时接到入伍通知书，他们个个喜形于色，忙着走亲串友、欢聚道别。我却是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像遭五雷轰顶一般，整个春节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苦恼、郁闷，不愿出门，听到收音机里“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的歌声，更是心如刀割。不是吗，参军入伍，一个决定人生命运、报效祖国的机会就这样被毁掉了。父亲安慰我，大哥安慰我，亲戚朋友安慰我，那只能是一种安慰，谁都不能解除我的心中之痛，因为有了这次意外，我今后的人生前程也将受到极大影响，整个家庭在政治上都很难翻身，那个年代不知多少人蒙受过这种不白之冤，我和大哥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春节过后，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书记们都住县委招待所，白天开会，晚上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大哥在招待所工作多年，和他们都很熟，有时也凑上去一起聊天。这天，听流常公社张书记讲抗日故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哥听到张书记讲到日本鬼子“扫荡”花园村的情节时，觉得和五叔那次遇难有关联，于是就往细里打听。真是无巧不成书，张书记讲的还就是那次鬼子大“扫荡”。大哥就把我家面临的困境，一五一十地向张书记说了。当晚，张书记就给秘书打电话，根据大哥提供的情况，让把村里的事情搞清楚。第二天，公社那边就有了回信儿，向张书记汇报了解到的情况，并说找到了当时的见证人。大哥立即回村，向公社武装部刘部长作了陈述，说弟弟今年的参军被断送了，但希望刘部长协调村里，澄清我们家的所谓历史问题，还我们一个清白。事情出现了重大转机，刘部长立即和村里进行沟通，还与接兵部队讲明情况，陆军部队的接兵同志，其实早就想把我列入预选名单，只是因为特种兵优先挑选，他们才未能如愿。当他们听到刘部长的说明很是高兴，表示只要本人家庭历史没有问题，他们一定想法把人带走。

　　转天，接兵部队的贾排长前往花园村调查，找到当年给我们家送信的那个人家，老太太还记得当时情景：那年八月十五前后，日本鬼子“扫荡”，村里死了好几个人，还有个人爬到她家门口，满身是血，说是被日本鬼子捅了好几刺刀，是南吉利村的，姓宋。希望能给他家里送个信儿，还找她要了碗水喝，没多大会儿人就不行了。老太太口述，村支部办了手续，证明五叔是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那天，贾排长他们从花园村回来，正路过公社演出队驻地，还特意到那里和我们演出队的同志聊了一会儿，贾排长为能把我接走非常高兴。

　　我这一波三折的参军过程，简直有些传奇。手捧入伍通知书，难掩心中喜悦，父亲、大哥及全家都为我高兴。很快，全县新兵到枣强集中。临走那天，家里包了饺子，全家人欢天喜地，公社宣传队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来道贺、送行。

　　1969年 3月5日，枣强县的700男儿，在衡水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尽管是闷罐车，也闷不住这些铁血男儿的报国之心，朝着目的地疾驶而去：天津杨村陆军第一九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