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常常回忆起初读《红楼梦》的感受。十二三岁的女孩儿，读到贾母弥留之际给儿孙分她一生积攒的私房钱时，竟然泪流满面，而对黛玉“焚稿断痴情”这个悲情登峰造极的所在，却并没有被感动。年龄稍长，心里不免讶异，后来读了孙犁先生的《红楼梦》读后感，竟发现先生也曾在一些关节处读得“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伦理的魅力。

　　孙犁先生在《小说与理论》中说：“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母和贾政，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遵从的规则和所追求的道德标准。比如，父母、长辈对子女、晚辈的慈爱，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就属于伦理的范畴。曹雪芹写贾母于临终之际向子孙散财，将慈爱放置于生命即将终结这样一个极端节点上来表现，令其得以高光展现，故此才能够催人泪下。贾政笞挞宝玉，贾母与贾政那段母子对话，情感层次比较复杂，伦理内容更加丰富，它包括了父子、母子、祖孙关系之间的伦理，既有宝玉被痛打，贾母对宝玉这个隔辈人撕筋扯肉般的疼爱，又有贾政对老来所得之子宝玉的珍惜和恨铁不成钢；既有贾母对贾政的不满兼理解这样矛盾的心理，又有贾政对老母的孝敬和内疚，让人在阅读中时时感受到伦理力量的冲击，令人心潮澎湃。

　　并不是所有的伦理都是美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伦理标准。封建社会遵从“天地君亲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为五种人伦，忠、孝、悌、忍、信为处理人伦的规则，其中“君臣”和“忠”的概念里对于君王效忠的伦理、“夫妻”概念中男尊女卑的伦理，都属于封建糟粕，桎梏人性的发展，理当被时代所淘汰。可贵的是，《红楼梦》产生于清代“康乾盛世”，却能由贾宝玉这个叛逆形象发出新伦理观的呐喊：“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曹雪芹不仅敢于向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所奉行的“男尊女卑”宣战，还勇敢地挑战了那些终日把官场上的苟且钻营美其名曰“言忠言孝”“立德立言”的大人先生们。曹雪芹的伦理观是向着新时代的伦理观。

　　《红楼梦》曾经感动过孙犁先生的伦理桥段还有很多。他在《小说与理论》中提到一些，如他说：“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叨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孙犁先生由此指出伦理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说：“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

　　《小说与理论》发表于1981年。孙犁先生在这一年关注《红楼梦》的伦理之美，提醒伦理描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具有特殊意义。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为起始标志的“伤痕文学”，自1978年至1981年，已然掘进了三年，文学创作经历了“疗治思想内伤”的洗礼，小说写作挣脱了各式各样的枷锁，开始出现多点突破的局面。孙犁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倾向，及时发表了《小说与理论》。他尖锐地指出：“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 孙犁先生通过提倡伦理之美的描写，张扬了文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鞭挞。这不仅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也是他晚年如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旗帜。如果梳理先生晚年的随笔、杂谈，可以发现一幅清晰的“阵地图”，十几年间，对于社会和文坛的弊端，他总是能够敏锐地发见，及时予以抨击，而《小说与理论》正处于这幅“阵地图”的起点，吹响了号角。在曹雪芹笔下，伦理之美犹如血液，滋养着《红楼梦》的生命力；而孙犁先生对《红楼梦》的古为今用，也将启迪更多的写作者。